大國的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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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傷，為了儘快扭轉被動局面，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在帝制鬧劇中，主動獻身。梁財神嘗言：“贊成（帝制）不要臉，不贊成就不要頭。”結果大家都要頭不要臉。後來的史家指五路大參案與洪憲帝制有莫大的關係，雖屬邏輯推論，但也絕不是無中生有。清末民初，由於工商業的急劇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組織的大企業，已佔據了支配性的地位。這些大公司在創業和擴張時期，需要龐大的資金，遠遠超出了個人資本家所能承擔的限度，傳統的票號、錢莊，也不能適應了。於是，銀行業應運而生。

民國初年，大清銀行改組為中國銀行，賦予中央銀行職能。曾擔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的張嘉璈——留學日本出身，當過短期的參議院秘書長——對組建中國銀行的意義，有如下評論：“中國向來沒有大公司，幾千萬的資本，千百人的股東，這種組織在從前的招商局略具規模，但仍非現代化的企業。中國銀行成立，資本二千萬，股東好幾千，遇事依照法律，大家都能合力解決，為公司的利益著想。這種大公司的企業組織，可以說是從中國銀行開始。沒有大公司的組織，興不起大的實業計劃。”

中國銀行是中國財政史上的里程碑，張嘉璈說：“中國以前發行鈔票，總是不斷供應，經常造成幣制紊亂。中國銀行對於處理財政部的貸款，並不依照舊的方法，而以發行公債等有限制的借貸，並不濫發行鈔票而引起通貨膨脹。像這樣，便能使得財政近代化。”　然而，這個近代化過程，卻長期受到政治的嚴重干擾，官商互相爭奪控制權，充滿曲折與困難。

1913年，交通銀行由政府核准有代理國庫和發行權。1914年，交通銀行總經理梁士詒提議中國、交通兩銀行合資設立新華儲蓄銀行。這三家屬國家銀行。另有中華商業儲蓄銀行、浙江興業銀行、聚興誠銀行、鹽業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四明銀行、殖民銀行，七家商業銀行。10家銀行總資本達2000萬元。儼然成為一個新興企業。

歐戰爆發後，西方列強無暇東顧，大大刺激了中國民間的投資活力。民族情緒高漲，抑制了洋貨的瘋狂氾濫；鐵路的不斷延長，加快了工礦產品的流量和流速；銀行的迅速發展，股票交易，世界性貿易市場的開發，這一切對中國實業，無不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1916年，討袁戰爭的燎原烈火，已燒遍大江南北。中央政府除了在軍事上一敗塗地之外，經濟上也搖搖欲墜。由於各省相繼獨立，對中央的解款急劇減少，財政面臨枯竭。由梁士詒任總理的“國內公債局”，先後發行三次國內公債，總額達到2000萬元，而交通銀行每次的認購額，均高居各銀行之首，前兩次已募得946萬元。但還是填不滿袁大頭的無底洞，僅一個“大典籌備處”，已耗資2000萬元以上。把三次公債的錢全投進去，尚嫌不足。到1915年止，交通銀行已為政府墊款3115萬元，佔該行全部存款的80％以上。　護國戰爭一打響，作為政府財政支柱的中國、交通兩大銀行，便陷入嚴重的金融危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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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節：大國的迷失（54）

袁世凱需款孔殷，但他對財政一竅不通，全憑身旁兩位財神長袖善舞。一位是交通銀行老闆梁士詒，一位是督辦中國銀行事宜的周自齊。

支撐危局的辦法，集兩位財神的智力，絞盡腦汁，也提不出什麼錦囊妙計。為了避免坐以待斃，梁、週二人終於在5月提出了一個集中資金的方案——合併中、交兩行！

整個金融界立即發生強烈地震。

合併兩行，無非是為了把中、交兩行各地分行所有庫存準備金，統統調集北京。這無疑是一服竭澤而漁，飲鴆止渴的催命湯。當時洪憲帝制敗局已定，“北方形勢日危，一般富有造孽錢之大老，紛紛將存款提出”，轉存外國銀行，為一朝樹倒猢猻散，鋪好後路。5月7日，財政部密諮各部、院：“現聞各部人員紛紛向中國銀行提款，殊屬不顧大局，請傳諭各員，不得將存款提放外國銀行，如敢故違，一經查出，立即交付懲戒。”　這時有內幕訊息的大老們，早把錢提光，剩下的就是一些升斗小民了。天津、濟南分行，已經爆發了全民恐慌的擠兌潮。

5月10日，中國銀行上海分行接獲中央密令，要他們立即將銀行從外國租界遷移至中國管轄的區域。但銀行還沒開始動遷，政府已經迫不及待地下令停兌了。5月12日，國務總理段祺瑞頒佈命令：“自奉令之日起，所有該兩行已發行之紙幣及應付款項，暫時一律不準兌現、付現，一俟大局定後，即行頒佈院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