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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閉幕前夕，周揚召集參加大會的部分黨員代表和各地負責人開會，他在講了一些這次大會開得好，黨中央重視，找到了建設社會主義文藝的道路等之後，把話題轉到了防止簡單、粗暴的問題上，又講了一通與大會報告調子不同的話。其要點，根據黎之回憶是這樣的： 好經驗不要宣傳過分，宣傳毛澤東思想不能庸俗化。
宣傳馬克思主義不能搬教條，現在到了新時期，新事物層出不窮，應該有新發展。不要把什麼都提高到兩條道路、兩條路線上來。
我在報告中講了反對修正主義、資產階級思想，批判“人性論”、“人道主義”、“和平主義”，但千萬不要反過來，主張慘無人道，不要和平，不要民主。不要把和平、民主、人道的旗子丟掉。
我們反對“人類之愛”難道主張人類之恨嗎？
我們宣傳共產主義不要簡單化，共產主義教育應該包括道德、知識、美的教育。思想知識——真，道德——善，美——美感。不能把人變得簡單、愚蠢、狹隘。要使人有豐富的知識，崇高的道德，很高的審美能力。
藝術畢竟是藝術。中外古典文藝遺產，是前人勞動的結晶，情感的結晶，創作技巧是思想藝術的結晶，我們要批判地繼承。18、19世紀外國文學作品，首先要“拿來主義”，出版、學習、研究這才能真正地批判。
大家可以寫自己熟悉的題材，熟悉古代的寫古代，熟悉現代的寫現代，不能強求一律。群眾創作不要以為都好。我們反對個人主義，但要有尖端人才，尖端的作品。應該承認，有些國家文藝上水平比我們高。要鼓勵創作，提倡題材、風格、形式、體裁的多樣化。毛主席不是提倡標新立異嗎？（黎之：《文壇風雲錄》第260－261頁）
周揚明白，中國一時當然還不可能產生尖端作家和尖端作品，也不可能有什麼文藝的高峰，他們“在夾縫中鬥爭”，苦苦地進行鬥爭，只不過是在為將來出現這樣一個繁盛的局面做點開路的工作而已。這一年的3月，他在一次關於批判資產階級文藝遺產的報告中曾不無調侃地說，恩格斯說人類在未進入共產主義以前，是處於前史時期。我們人類還沒有進入正式的歷史，我們都是前史時期的人。將來後人看我們的時候，就猶如我們看野蠻人一樣，覺得那些人整天反什麼個人主義呀，批評這個批評那個呀，不覺得是怎樣，鬧不清楚。他們也許會用歷史的觀點來看我們了，說那些人當時那些鬥爭還是很需要的。雖然他們自己沒能寫什麼偉大的作品來，但是後來偉大的作品起來了，他們大概還是有一部分功勞的。如果後來人給我們作出這樣一種結論，那我們也就可以了。
這次大會歷時23天，於8月13日閉幕。在選出的文聯和各協的理事中保留了馮雪峰、丁玲、舒群、黃藥眠、黃源等“右派”，以體現革命文藝隊伍的廣泛的團結。會前，作協秘書長張僖代表周揚第二次專程前往北大荒看望丁玲，請她出席這次文代會，並做好準備，在會上發個言。“文革”中中國作協的一個群眾團體編的一份小報揭發批判說，周揚從1959年到1962年“三次陰謀給丁玲摘掉右派帽子，企圖把丁玲安置到作家協會。但因農場群眾和黨組織強烈反對，陰謀一直未能得逞。”三次文代會時，作協召開理事擴大會，“周揚堅持調丁玲等一群右派來參加會”，丁玲在會上作了“吹捧美化自己”的書面發言，“周揚積極呼應，在會上大談丁玲，並公然稱這個老右派為‘同志’。尤其罪大惡極的是，會議期間，竟然叫這個大叛徒參加了毛主席接見。”批判者所持的觀點是根本錯誤的，但所講之事實基本上是可信的。只是請丁玲等一批“右派”
人物回來參加文代會並不只是周揚的意見，而是中央書記處的決定。在當時的具體歷史條件下，丁玲能夠回京參加文代會，周揚又在大會上稱她這個尚未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為“同志”，處於逆境中的她聽了心裡自然感到高興。她在激動之餘，提筆給周揚寫了一封信，在信中說：“我參加了這次學習，真是在我新生中給了無限的力量。我感覺到我的改造不只是因為我犯了錯誤才要改造，並且因為我還可以做許多事，我還有很大的責任才要徹底改造的，因此我更有信心，我要回到你那裡來。我覺得我同你很接近。我老早就有這種感覺了，只是常常怕說出來。”（中國作家協會革命造反團《文學戰報》編輯部：《文學戰報》1967年8月20日第24、25期）
並表示想和周揚見一面。會後，由作協秘書長張僖安排，周揚和丁玲在張僖的辦公室談了大約兩個多鐘頭，據事後張僖觀察，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