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懷明如煙如火話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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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傾向的，但在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之後，又立即反起了“右傾機會主義”。這次會議認為修正主主義、資產階級思想影響是文學藝術上的“主要危險”，其主要表現是以“人性論”反對階級論，以人道主義反對革命鬥爭；並強調所謂19世紀資產階級文學藝術在當前的消極作用。會議提出，必須開展一個徹底批判資產階級文學藝術的運動，批判修正主義，批判19世紀歐洲文學。

周揚當時為什麼要提出批判19世紀資產階級文學遺產呢？他認為，要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就要對資產階級文化有個全面的批判，有個清算，如果不經過清算，社會主義文化就不可能真正地把前代好的文化遺產全部繼承下來，越繼承就越要批判。他還認為，這個問題與反對修正主義有聯絡，文藝上的修正主義是修正主義在政治上和哲學觀點上的一種反映，根子在19世紀歐洲資產階級文學，如“人性論”、“和平主義”、人道主義等。

23第三次文代會（2）

黨中央講了，國內修正主義不佔主導地位。經過幾次運動，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代表性人物已經一個個倒下了。周揚提出批判19世紀歐洲資產階級文學，“挖老根”，矛頭對外對古，對保護國內現實生活中有同類思想的人也是有利的。但是，待到這個批判搞起來之後，在一派“反右”、“反修”的政治氣氛下，雖然盡力加以控制，但是還是不免又有一些人淪為批判的物件。突出的是兩件事，一是對李何林的“藝術即政治”的批判。李何林教授寫了《十年來文學理論批評上的一個小問題》，談思想性與藝術性的關係，認為“思想性和政治性是一致的，思想性的高低決定於作品‘反映生活的真實與否’；而‘反映生活真實與否’也就是它的藝術性的高低”。於是被認為是在鼓吹“藝術即政治”的觀點，違背了毛澤東文藝思想，引來了一場頗有聲勢和規模的批判。二是對巴人為代表的“人性論”的批判。1959年３月接替馮雪峰而出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的巴人（王任叔）著有《文學論稿》，寫有《論人情》一文，被認為是宣揚“人性論”的典型而遭到重點批判。王淑明、錢穀融、蔣孔陽、徐懋庸等也在批判人道主義、“人性論”中遭到撻伐。此外，於黑丁、胡青坡等人著文認為作家在表現人民內部矛盾方面感到有“壓力”，有“戒懼之心”，主要原因是文藝界存在著“無衝突論”和“某些教條主義和公式化”，也被視為“錯誤傾向”

進行了批判。著名戲劇理論家張庚自1956年以來發表了一些探討戲曲遺產中“人民性”、“忠孝節義”道德觀念的文章，也被認為是“修正主義”，在《戲曲報》上展開了批判。一位青年女作家劉真寫了一篇小說《英雄的樂章》，還沒有公開發表，也拿出來示眾，罪名是反對革命戰爭，宣揚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

在國際“反修”，國內“反右傾機會主義”這樣的氣氛下，周揚報告的戰鬥性也越來越強了。不久前他還認為巴人不必批判，後來在他的報告“駁資產階級人性論”一節中巴人也變成了點名批判的物件。

周揚的報告幾經反覆修改寫成後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當時在北戴河開會，讀後立即給周揚回信：��

周揚同志：　檔案（指周揚的報告）看過，寫得很好。駁人性論及繼承遺產兩部分特好，高屋建瓴、勢如破竹，讀了為之神旺。前兩部分和後一部分較弱，能改寫一次，使與中間兩部分相稱，也是勢如破竹，神氣活現，那就更好。只有幾天時間了，是否改得來，有一個辦法，會期推到二十五日，如何？請酌定，今日下午我想和你談一次。

毛澤東

七月十九日上午四時　另，有些小的地方，我給你作了一點修改。

對我的詩詞那一段頌揚，不適當，請刪掉。 周揚應約見了毛澤東。毛澤東建議刪去“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的結合”一節中關於他的詩詞的論述。周揚尊重毛澤東的意見，作了刪除。只是由於時間緊迫，未能悉遵毛澤東的意見對報告的其他部分作大的修改，做到毛澤東所希望的那樣“也是勢如破竹，神氣活現”。

第三次文代會於1960年７月22日在北京召開。出席代表2440多人。陸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向大會致祝詞，中國文聯主席郭沫若致開幕詞，周揚作了題為《我國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道路》的報告。這是一個帶有濃厚論戰色彩的報告，這是一次具有濃烈的戰鬥氣氛的會議。

報告指出：“在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方向下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推陳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