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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打破一切‘天經地義，自古皆然’的成見，而用清明的理智與科學的眼光來檢驗，批判，和重新評價一切事物。”他還說：“在封建社會里，不論是中世紀黑暗時代的歐洲，或是專制主義支配下的中國，都只看見有帝王貴族官僚武士，卻沒有‘人’的存在，沒有‘人’的權利。”“我們不能不承認，易卜生的主張充分發展個性，反對對於個人獨立精神的任何壓制，他作品中的那些有個性，有理想，有作為的人物，確實投合了當時正在覺醒的知識分子的脾胃，對於他們是莫大的精神上的鞭策和鼓舞。”
（《周揚文集》第1卷第481、483頁）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了“人的文學”，猛烈抨擊了一切“束縛個人，戕害人性”的東西，打倒“非人的文學”，而如今，則是被“人民的自覺”、“人民的文藝”
所取代了。周揚在這裡，既張揚了人的個性，人格的獨立，同時他也沒有否定人的普遍性，否定人性、階級性和黨性，把二者辯證地統一起來了。在周揚看來，延安整風正是五四革命精神的繼承和發揚，二者是完全一致的，至少是應該一致起來。他對延安整風的這樣一種理解和認識，顯然是一種非常獨到而又深刻的見解。這再次使我們看到，在周揚的思想深處，五四精神，科學與民主是紮了根的，而且很深，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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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文藝大軍會師：第一次文代會（1）
評判舊戲的標準是“有利、有害與無害” 革命形勢發展很快，快得出乎人們的意料。1948年９月至1949年１月，著名的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相繼勝利結束，蔣家王朝行將徹底覆滅。
此時，周揚隨同黨中央住在河北平山，隨著晉冀魯豫邊區和晉察冀邊區合併為華北區，周揚亦被任命為華北局宣傳部長，這兩個區的文聯也合併為華北文藝界協會，周揚、沙可夫等21人為理事。
在這期間，周揚除了編輯“中國人民文藝叢書”外，還著力抓了戲曲改革的工作，其中最值得稱道的一件事是他主持撰寫了1948年11月23日華北解放區《人民日報》社論《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舊劇改革工作》。社論由周巍峙起草，經周揚大力修改後發出。
社論提出審查舊戲好壞的標準是“有利、有害與無害”，認為舊劇從內容上大體可以分為“有利的部分”、“無害的部分”、“有害的部分”三大類。對舊戲從政治上作這樣的區分是毛澤東的意見。1979年，在第四次文代會召開前準備會議報告的一次會議上，周揚曾講到過這件事情的經過。他說，當時東北的一位主管文化的領導同志從東北拍電報來說舊戲一概禁演，劉少奇看了馬上就說不行。我到石家莊去請示毛主席，他就提出了要區分“有益、無害、有害”。（參見露菲記錄）毛澤東的這一基本指導思想是這篇社論的中心內容。
社論指出，舊劇的修改與創作的方法必須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要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而不是將歷史與人物染上現代的色彩”。社論還強調“舊劇的改革，有賴於文藝界工作者與舊藝人的通力合作”。
所有這些重要思想，對建國以後的戲劇改革乃至整個文藝事業的發展，都有重要指導意義。
1949年２月隨著北平和平解放，大批解放區文藝工作者隨即進入北平，國統區的文藝工作者，全國著名的作家、藝術家也陸續到達，加上原來在北平搞文藝工作的同志，中國新文藝大軍終於勝利會師了。３月22日，華北文化藝術工作委員會和華北文協舉行茶話會，招待北京的文藝工作者。郭沫若在會上提議，發起召開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以成立新的全國性的文學藝術界組織。全體到會文藝家一致表示贊成。接著就由全國文協在北平的理事、監事和華北文協的理事聯席產生了由郭沫若、茅盾、周揚等42人組成的籌備委員會，郭沫若任籌備委員會主任，茅盾、周揚任副主任，沙可夫任秘書長。
經過三個月的籌備，會議於7月2日－19日在北平召開。在6月30日大會預備會議上，透過了99人的大會主席團名單，郭沫若為總主席，茅盾、周揚為總副主席。這次會議的主要目的是總結經驗，交換意見，確定全國文藝工作的方針與任務，成立全國性的文藝組織，更好地運用文藝的武器，為新歷史時期的革命任務服務。
毛澤東和黨中央對這次大會非常重視。黨中央給大會發來賀電。經毛主席親自修改審定的這個賀電說：“我們中國是處在經濟落後和文化落後的情況中。在革命勝利以後，我們的任務主要地就是發展生產和發展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