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懷明如煙如火話周揚

第20部分 (第2/4頁)

一些”。作為文學大家的他深知這樣講“是不大科學的”，因“趕任務”而不得不寫自己認為尚未成熟的東西對“一位忠於文藝的作者也確是有幾分痛苦的”，但他仍然要求作者以“趕任務”為榮，“因為既然有任務要交給我們去趕，就表示了我們文藝工作者對革命事業有用，對服務人民有長”，所以“如果為了追求傳世不朽而放棄了現在的任務，那恐怕不對”。（茅盾：《目前創作上的一些問題》，《文藝報》第1卷第9期）茅盾的上述意見引起了一場討論。一種觀點認為，強調“趕任務”必將導致創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傾向。而占主導地位的觀點則認為文藝服從政治，而“政治的具體表現就是政策”，因此“作家不能在創作上善於掌握政策觀點，也就不能很好地去為政治服務”。（荃麟：《論文藝創作與政治和任務相結合》，《文藝報》第3卷第１期）“趕任務”的問題，實際上都是周揚在文代會上關於學習與宣傳政策的進一步發揮，在那激情燃燒的歲月，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作為對文藝工作的方針，要求用“趕任務”的方法實現文藝為政治服務、為政策服務的目的，畢竟是違背文藝發展的規律的，是不利於文藝的發展的。　第一次全國文代會在一派團結勝利的氣氛中落下了帷幕，產生了新的全國性的文藝界的組織——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選舉郭沫若為主席，茅盾、周揚為副主席。會後又成立了全國文聯下屬的各個專業協會。

會議是成功的。新華社社論《我們的希望》這樣評價說：“有了文藝界的廣泛的團結，又有了文藝工作的正確的方向，再加上堅強有力的領導，新中國的人民文學藝術運動一定將走上一個新的光輝的階段。”周揚作為一個備受注目的重要角色，不僅在這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大會上起了重大作用，而且作為新中國文化藝術事業的開拓者，將在更加廣闊的天地譜寫下新的樂章。

15為新中國文化藝術事業鋪基開路（1）

電影市場的巨大變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成立，周揚即被任命為文化部副部長、黨組書記，1951年2月起，兼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當初，周恩來總理曾徵詢周揚的意見，問他願意做哪方面的工作。周揚表示，他願意做教育方面的工作。結果，他還是被安排到了文化部。這是黨和國家的需要，黨中央認為這樣安排使用他更合適。

文化部主管的業務，是全國的文化藝術工作，包括電影、戲曲、藝術團體和群眾藝術活動、文藝書籍的出版、藝術院校、文物圖書館博物館等，任務十分繁重。建國之初，百廢待興、百業待舉，既要發展新的文化藝術事業，又要有步驟有重點地改革舊有文化藝術事業；既要領導發展國家經營的文化藝術事業，又要積極引導私人經營的文化藝術事業，並有重點地扶助其發展，與國營文化藝術事業一起共同促進文化藝術事業的發展和繁榮。周揚一心想的是如何協助沈雁冰部長把文化藝術工作做好，如何把國民黨時代遺留下的舊文化攤子改造好，如何把新的人民的文化藝術事業建設好，如何改造傳統文藝，使之更好地適應時代和人民的需要。周揚全身心地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之中，真可謂日夜操勞，達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據當時主管文化部總務工作的夏義奎回憶，周揚經常在辦公室改檔案、寫文章，深夜不睡，有時甚至通宵達旦。他好幾次一早上班去找周揚請示工作，見周揚伏在桌子上睡得很香，有一次看見周揚竟滑到桌子底下睡著了！夏義奎好不感動，周揚實在是太累了。

文化藝術工作頭緒繁多，周揚首先選擇那些對於開展普及工作最為需要，在廣大人民群眾中最有影響的部門作為重點來展開工作。

在周揚看來，影響最大的藝術形式莫過於電影，所以電影便成為文化部工作的第一個重點。建國以前，中國產生了一批進步的革命的影片，解放區電影幾乎是一片空白。當時，充斥電影市場的是美國影片，約佔市場份額的四分之三。建國前後，先後建立了東北、北京、上海三個國營電影製片廠，此外上海還有十幾傢俬營電影公司。三個國營電影製片基地的建立，確立了電影事業和電影創作中國營廠的主導地位，對私營電影企業，人民政府採取了積極而慎重的方針，在創作上鼓勵他們逐步轉到工農兵方向上來，在經營上則採取公私合營的方式，予以有力的幫助，包括為他們提供劇本。

周揚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出影片，滿足群眾文化生活的需要。他狠抓電影創作，花了很多時間看本子，與電影界的同志討論電影創作，有時有的青年作家拿電影本子來找他，而且要馬上讀給他聽，只要沒有其他急事，他也欣然從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