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懷明如煙如火話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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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揚根據解放區文藝運動的經驗，就如何在新的歷史時期進一步貫徹工農兵文藝方向，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問題，提出了一些原則性的指導意見。他說，創作的重點“必須放在工農兵身上”，因為他們是革命戰爭和國家建設的主體，工農業生產建設的主題將獲得新的重大的意義；“必須揭示社會中一切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鬥爭”，寫出反映革命戰爭的偉大作品，不但要寫出指戰員的勇敢智慧，而且“要寫出毛主席軍事思想如何在人民軍隊中貫徹，這將成為中國人民解放鬥爭歷史的最有價值的藝術的記載。”這些重要意見，都成為建國後文藝創作的重要指導思想。周揚同周恩來的意見一樣，他儘管強調文藝描寫的重點必須是工農兵，但也並沒有機械地簡單地認為只能寫工農兵。他說，“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革命知識分子是人民民主專政的領導力量和基礎力量，我們必須著重地來反映這三個力量”，寫出“他們的新的面貌”。他還說，“文藝可以描寫一切階級、一切人物的活動，工農兵的生活和鬥爭也只有在與其它階級的一定關係上才能被全面地表現出來”。　“文藝為政策服務”的偏差　周揚同時強調指出，為了創造富有思想性的作品，文藝工作者必須學習政策。對學習政策的重視，既是周揚自己從文藝為政治服務自然引出的結論，同時也是受了當時蘇聯的影響。1946年8月，聯共（布）中央關於兩個文學雜誌《星》和《列寧格勒》、一部影片《燦爛的生活》連續作了三個決議，聯共（布）中央負責人日丹諾夫在《關於〈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報告》中說：“文學領導同志和作家同志都以蘇維埃制度賴以生存的東西為指標，即以政策為指標；我們要求我們不要以放任主義和無思想性的精神來教育青年，而要以朝氣勃勃和革命精神來教育青年。”（《蘇聯文學藝術問題》第56頁）在當時我國對外政策“一邊倒”的情況下，日丹諾夫的上述意見肯定會使周揚感到自己對於學習政策的強調具有了極大的權威性。應當承認，他對於學習政策的意義和方法的闡釋，確有不少精闢的見解。他說：“政策是根據各階級在一定歷史階段中所處的不同地位，規定對於他們的不同待遇，適應人民的需要指導人行動的東西。每個人的命運，都被他所屬的階級的地位，以及對待這一階級的基本政策所左右的，同時也是被各個具體政策本身或執行的好壞所影響的。”在人民民主專政的新社會中，人民的行動被政策所指導，人民透過根據他們的利益所制定的各種政策來主宰自己的命運，“這就是新的人民時代不同於過去一切舊時代的根本規律。因此，離開了政策觀點，便不可能懂得新時代的人民生活中的根本規律”。他仍然沒有忘記文藝創作的特殊性，又說，“自然，文藝作品對政策的宣傳，必須從實際出發，而不是從政策條文出發”。文藝工作者一方面“必須學習馬列基本理論與中國革命的總路線、總政策”，並且“連貫起來思索和理解”，“作為他觀察與描寫生活的立場、方法和觀點”；另一方面，“他又必須深入生活、深入群眾，具體考察與親身體驗政策執行的情形，否則，不但不可能產生真正的創作，而且也不可能對政策有真正的理解”。

14文藝大軍會師：第一次文代會（3）

（《周揚文集》第1卷第531頁）周揚的這些見解，的確不乏真理的閃光。但是，經過多年的實踐證明，他關於學習政策的闡釋又是有重大缺陷的。周揚關於學習政策、宣傳政策的主張，是建立在黨的基本政策正確的基礎之上的，在當時革命節節勝利、凱歌高奏、普天同慶的情況下，他以及許多同志還不曾想到黨的基本政策會出現失誤，更不曾考慮到在那樣一種情況下，如果只是機械地簡單地強調文藝家學習政策、宣傳政策，那就不僅不能堅持為人民服務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甚至還會適得其反。還有，即使在政策正確的情況下，過分強調學習政策、宣傳政策，使文藝成為政治的有力的武器，為戰爭和生產服務，也是有弊病的。把“文藝為政治服務”縮小為就是“為政策服務”，也必然會導致人們在錯誤處理文藝與政治的關係的泥潭中愈陷愈深，使文藝創作的路子越走越窄，在創作上難以避免公式化、概念化。

文代會以後，受“文藝為政策服務”的主張的影響，最早提出文藝創作與完成政治任務、配合政策的關係問題的是著名作家、時任文化部部長的茅盾。1950年初，茅盾在人民文學社舉辦的“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能夠使自己的作品既完成政治任務而又有高度的藝術性，當然最好。但常常兩者不能得兼，“那麼，與其犧牲了政治任務，毋寧在藝術上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