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懷明如煙如火話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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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的方法，反對採取行政命令的方法。應當容許被批評者進行反批評，而不是壓制這種反批評。應當容許持有不同意見的少數人保留自己的意見，而不是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在批評中，“應當堅持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和團結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應當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學術思想上犯錯誤的人”，對於後者，應當“保障他們有可能繼續進行對於社會有用的研究，尊重和發揮他們對社會有用的專長，並將這種專長傳授給青年，同時鼓勵他們積極參加學術的批評和討論，實行自我改造”。這些規定是在研究和總結在這以前開展學術批評和討論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為了糾正和防止當時在學術批評和討論中的偏差，使之沿著健康的軌道發展而制定的，但是，在把學術問題當做政治運動來搞的情況下，特別是在揭露和鎮壓“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中，這些規定得不到重視和貫徹，也就毫不奇怪了。

對胡適思想的批判所涉及的問題不僅是如何評價和研究《紅樓夢》這部古典文學名著的問題，而且是要從哲學、文學、史學、社會政治思想各個方面對五四運動以後最有影響的一派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進行一番清理和評估。應當說，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的意義是重大的，進行這方面的工作也是必要的，它對幫助人們學習和掌握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是有益的。但是，思想問題和學術問題是屬於精神世界的很複雜的問題，絕對需要提倡寬容精神，提倡充分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討論，把學術文化問題當做政治問題，採取批判運動的辦法來解決，不利於學術上的不同意見展開爭論，容易造成簡單和片面的盛行，從而影響學術文化的正常發展。

特別是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後果尤為嚴重。對這位長期參加左翼文藝運動的進步的文藝理論家的文藝思想有不同意見，完全可以展開批評和爭論，在討論中逐步求得解決，一時解決不了也不要緊，應當允許大家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見。把胡風在文藝思想上的不同意見當做###加以尖銳化，特別是違法公佈私人信件，沒有經核實的根據就把胡風和同他有聯絡的一批文藝工作者當做“反革命集團”來鬥爭，這就完全混淆了敵我、敵友的界線，造成了建國以後思想文化領域的一大冤案。

幾十年之後，胡風的冤案得以平反，當年“胡風集團”的成員賈植芳說：“胡風這個人有忠君思想，象晁錯一樣，認為皇帝是好的，只是小人多，想清君側，這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思想。他寫三十萬言，實際上和過去傳統上萬言書差不多。應該從中國的文化來看這段歷史。再說，我們的朋友中有的文藝思想也很左的，不能容人。”徐放也說：“我們其實那時的思想結構就是陳舊的。即使在獄中，對抽象的黨，總是無限信任的，而且總是認為宗派在整人。

真正的反思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才開始。我們每個人，包括受摧殘的，都應該認認真真地反思，我們身上有沒有左的東西？

在中國，我們這些人，和很多人一起，構成了愚昧的基礎。”（李輝：《文壇悲歌》第490頁）這些深刻的反思，道出了“胡風集團”事件的深刻的社會文化歷史原因。封建專制主義思想影響的深廣，現代民主精神的缺乏，胡風冤案的產生，有其歷史的必然性。

1954年10月以後，周揚不再擔任文化部黨組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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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科學和藝術的“春天來了”（1）

對文學就看兩條原則：為人民服務、從生活出發　1956年初至1957年春，可以說是新中國成立之後最令人歡欣鼓舞的年代。那時，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重大勝利，中國共產黨開始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整個社會出現一派生氣勃勃欣欣向榮的景象。1956年1月，中央召開了關於知識分子會議，周恩來代表黨中央指出，社會主義建設必須依靠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兄弟聯盟。報告首次提出，知識分子已經成為我們國家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62頁）報告指出，為了充分動員和發揮知識分子的力量，（一）應該改善對於他們的使用和安排，以發揮他們對於國家的有益的專長；（二）應該對於所使用的知識分子有充分的瞭解，給他們以應得的信任和支援，使他們能夠積極地工作；（三）應該給知識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條件和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