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懷明如煙如火話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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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27日，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擴大會議開幕，周揚作了題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的報告。克服創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是這個報告的中心主題，也是會議的中心主題。中央對這次會議非常重視，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彭真、康生接見了與會理事。以毛澤東為首接見一次作協理事會的代表，這是惟一的一次。特別值得重視的是，在3月５日，劉少奇特意接見了周揚、劉白羽，談了他對文藝工作的意見。他說，現在對文藝的批評太多了，特別是口頭批評品頭品足太多了。他對政治上干涉過多簡單粗暴提出了批評，並且說：“以後如果這種干涉是正式代表組織的意見，就應有一個正式決定，來一個正式檔案，無論是代表黨委或政府，都應有正式檔案。”“沒有正式檔案，你可以只當作個別意見，可以不聽。”（《劉少奇選集》下卷第187頁）他還強調作家應該具有豐富的知識，應該懂得自然科學，懂得歷史知識和世界文學知識，至少懂得一種外文，為成為一個大作家打好基礎。他還強調要重視編輯工作，提出建立文學基金。劉少奇很少就文藝問題講話，周揚、劉白羽聽了非常興奮，立即向代表們作了傳達。

就在這次會議召開的同時，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召開了。蘇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錯誤，對個人崇拜提出了批評，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在社會主義各國引起了極大的震動。４月５日《人民日報》發表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寫成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編輯部文章，論述了怎樣歷史地有分析地看待無產階級專政下所犯錯誤的問題，以及斯大林個人崇拜現象產生的原因和如何從中吸取教訓的問題。隨後《人民日報》編輯部又發表了《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周揚對斯大林錯誤的被揭露態度鮮明，他在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的講話中說：“不管這個批評的本身怎樣，它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思想解放，迷信破除。斯大林是最被人尊敬的，並且在今天還是一樣被尊敬的，但就是這樣的人也不是沒有錯誤的，對他也不可以迷信。我們不否認對於斯大林的批評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混亂，但這個混亂現在看起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收穫。”（《周揚文集》第2卷第405頁）　電子書　分享網站

19科學和藝術的“春天來了”（2）

與作協理事會同時召開了省市文藝處長會議，接著於３月15日至30日，作協與團中央又聯合召開了全國青年文學創作會議。

後來成為著名作家的王蒙、鄧友梅、劉紹棠、從維熙、邵燕祥、陸文夫等人，都參加了這次會議。周揚在會上作了報告。他說，個人崇拜是舊社會的遺產，封建社會崇拜皇帝，資本主義社會崇拜個人主義英雄，我們的青年應當有他自己的個性，寫出的作品也應當有它的個性，使個性全面發展。他再次宣傳了毛澤東在個性問題上的主張，他說：“個性有兩種，一是創造性的個性，一是破壞性的個性。創造性個性與社會主義思想集體主義思想相聯絡；破壞性個性與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相聯絡，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是把個人放在群眾之上，集體主義個性是和群眾在一起，它的力量是從群眾中來的。文學作品的中心任務，就是創造新的個性，社會主義的個性，這是文學創作最根本的任務。”（《周揚文集》第２卷第375－376頁）至於什麼是周揚心目中的“創造性的個性”，他並未詳談過。

他在《紀念〈草葉集〉和〈堂·吉訶德〉》一文中說：“在惠特曼的詩歌中，民主、自由、平等是他的基本概念，用他自己的詩來說，是他的‘歌唱的節目單’。”“惠特曼的奇異貢獻是他在他的詩篇中創造了‘人’的一種光輝形象。讀了他的詩，人們就好象能夠看見一種惠特曼式的人，一種新型的人，身體健康，心胸開朗，有崇高的理想，勞動創造的手，並且永遠樂觀。”（同上，第362頁）這種“新型的人”是否就是周揚所說的那種富有“創造性的個性”的人呢？

看來，二者至少是有某些相通之處或共同之處的。周揚在這次講話中還對青年作家們講了如何具體理解世界觀問題。他說：“世界觀是在文學方面一是政治原則——為人民服務的；一是現實主義——創作原則。怎樣從生活出發，怎樣忠實於生活。……我們對文學就是看這兩條原則。文學任何時候都是為人民服務，任何時候都是要忠實於現實。”（同上，第377頁）被人們弄得高深莫測的世界觀問題，經周揚這麼一說，倒簡單明瞭多了，作家只要把握住為人民服務、忠實於生活這“兩條原則”就可以了，不必再為政治問題焦思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