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懷明如煙如火話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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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1）

龔育之一部新出的周揚傳記——郝懷明寫的《如煙如火話周揚》，就要送到讀者面前了。我一直關心著此書的寫作，在它即將出版之際，願意為它寫幾句介紹的話。

周揚在中國共產黨內的地位如何？這要看從什麼角度來觀察。

在八大一次會議上，他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當時他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的副部長。既沒有成為正式中央委員，也沒有成為中央部長，更沒有進政治局、沒有進書記處，黨內的地位應該說不能算是很高。但是，作為一位文藝理論家，作為一位黨的文藝幹部，他在抗戰以前的上海時代就當了“左聯”的黨組書記，在延安時代就成了解放區文藝工作的重要代表，建國以後又成了新中國文藝工作的最主要的黨內領導人。從這個角度看，又應該認為他的地位是很高的。

他在中國文藝界學術界理論界知識界的聲望和影響，是遠遠超出一個候補中委甚至一個正式中委的。

周揚一生，伴隨著爭論，而且是重大的激烈的爭論。

上海時代關於“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兩個口號的論戰，周揚就是爭論一方的主將。延安時代，關於王實味及其作品《野百合花》的爭論，周揚是一篇主要的、帶總結性的文章的作者。新中國建立前夕，周揚在第一次文代會上作解放區文藝工作的報告。新中國成立後，文藝界一直不是風平浪靜，而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波更比一波高。周揚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作了一篇題為《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做又會勞動又會創作的文藝戰士》的講話，概括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文藝界的五次大論戰、大批判：一是一九五一年批判電影《武訓傳》，二是一九五四年批判《〈紅樓夢〉研究》，三是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風，四是一九五七年批判丁玲、馮雪峰，五是六十年代批判田漢、夏衍、陽翰笙。這五次大論戰，周揚都不是或不都是發動者，但卻是主要的前線指揮者和論戰的總結者。建國以後周揚在中國文藝界的地位，與這五次大論戰中所起的作用是分不開的。雖然他在文藝和學術方面做了不少建設性的工作，後人應該仔細發掘和總結（這方面正是郝懷明這本書有所建樹的地方），但是，在當時，周揚之所以廣為人知，主要還是因為他在這些批判中所起的作用和給人的印象。

“文化大革命”中周揚被打倒，被揪出，被囚禁，被指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文藝黑線的主要代表人物，這條文藝黑線甚至被簡稱為周揚文藝黑線。誰會想到呢？把他揪出來，首先一條罪狀，竟是他在三十年代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接著就是清算他在建國以後五次大論戰中的作用。他作為這五次批判的指揮者和總結者，被稱為是偽裝革命的假象的一面，而他在這五次批判之前和之後所做的文藝建設性工作和政策調整性工作，則被稱為是實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實質的一面。《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這是姚文元文章的標題，也是“文化大革命”中對周揚的結論。這是一個多麼顛倒黑白的結論！

“文化大革命”後期，毛澤東指示：周揚一案，似可從寬處理。這樣，周揚才被從監獄裡釋放出來。雖說從寬處理，還是有罪之身。粉碎“四人幫”之初，還有人把“四人幫”同“以周揚為首的四條漢子”捆綁在一起批判！

隨著撥亂反正的深入，周揚才被還以清白無罪之身。但同時，周揚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文藝界歷次運動中的作用，也在人們的重新思索和審視之中。這種思索和審視，周揚自己走在前面。從監獄釋放之初，還在待罪的他，就毅然前往馮雪峰的病榻前探視問候，兩位年輕時的戰友盡釋前嫌，為此，馮雪峰寫了那篇膾炙人口的寓言《錦雞與麻雀》，而周揚則寫了一封不自量力的懇求最高領導滿足馮雪峰重新入黨願望的信件。粉碎“四人幫”後在文藝界各種場合，周揚一再向過去被他傷害過的同志道歉。周揚這種態度取得了許多同志的理解和原諒。但是，大概周揚的道歉有足也有不足、有痛快也有不夠痛快吧，對他的諒解也有深有不深，有些同志則對他始終不肯諒解。

序（2）

復出後的周揚，很快重新擔任了中共中央宣傳部的副部長，重新主管文藝工作。十一屆四中全會上，周揚增補為中央委員，十二大上當選為中顧委委員。

他致力於重新組織被“四人幫”整得七零八落的文藝隊伍，致力於調理文藝界內部被嚴重扭曲了的關係，致力於繁榮創作保護作家，致力於反思“文化大革命”、反思“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左”的錯誤，而且致力於從理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