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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讀的是英國文學專業。教師是個英國人,要求很嚴格,周揚感到壓力很大,著實下了一番苦功。他的英文因此打下了一個好的基礎,使他後來在翻譯方面得以有所建樹。享有盛名的當推由他英文轉譯的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生活與美學》。可惜他在這裡只學習了一年多的時間。他本來是可以成為一個著名的翻譯家的,但政局的激劇變化,改變了他人生的航向,走上了一條職業革命家的道路。
周揚在大學期間,積極追求進步,廣泛學習各種知識和思想。
在學校課堂,在圖書館、閱覽室,在各種學術報告會上,到處都可以看到這個好學多思、孜孜不倦的年輕人的身影。他接觸的有共產主義,也有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柏格森、尼采的唯心主義。
當時,在李石岑的影響下,他曾一度沉醉於尼采主義。
李石岑是湖南省澧陵人,著名哲學史家,他的哲學著作大都是對古今各種哲學思潮的介紹,並在介紹中表明自己的見解。他是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同時又在大夏大學、光華大學、國民大學等校兼任哲學教授,經常在各個高等學校及全國各地講演。他的著作、文章、講演很受青年學生的歡迎,不論是在前期鼓吹唯心主義,還是在1928年以後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哲學,介紹辯證唯物主義,都給了人們以巨大的影響。李石岑認為中國人不自悟,不振作,純以依賴、怠惰、乞憐、畏縮和均等作為人生之鵠的,“既乏進取之勇氣,復少創造之能力,乃徒以卑屈之懦性,進而為習慣上之順氓。”
儘管李石岑當時還不能從物質生產的發展上和階級關係上找到中國落後的病根,認為尼采的“超人哲學”可以救中國人的這一毛病,但在周揚的思想上以至在生活中卻起了重大的積極的革命的作用。
在這期間,周揚關於尼采哲學的作文,深得李石岑的誇獎。
周揚在延安時期寫的自傳中曾這樣坦誠地說:“惟因當時在李石岑的影響下,深深醉心於尼采主義。尼采思想在我的生活中曾起過重大的作用,我應該說,是革命的作用,他教了我大膽否定一切因襲、傳統、權威,在我腦筋中進行了一次大掃蕩,沒有這次大掃蕩,接受馬克思主義也許不會這麼純淨,乾脆。然而也正因為這點尼采主義的教養,使我在1927年對革命極端的傾倒中,保持了在組織上的超然的立場。”同時,易卜生主義的提倡在周揚思想上也起了同樣積極的作用。易卜生主張充分發展人的個性,反對對於個人獨立人格、獨立思考的任何壓制,他作品中的那些有個性、有理想、敢作敢為的人物,令年輕的周揚那樣心馳神往,在精神上備受鼓舞。
1957年,事隔三十餘年之後,周揚在《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中曾這樣回憶說:“回顧一下我們這些人走過來的道路。……那時我們急切地吸取一切從外國來的知識,一時分不清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界線。尼采、克魯泡特金和馬克思在當時幾乎是同樣吸引我們的。到後來我們才認識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解放人類的唯一真理和武器。”當年,在反對封建壓迫、爭取自由的鬥爭中,否定一切傳統和權威的觀念,個性解放、人格獨立的觀念,曾經給了人們以多麼巨大的精神力量啊!要從封建意識形態的影響下徹底解放,便不能不首先解放人的頭腦,發揮人的個性,人的獨立自由的人格,在清明的理智中,培養懷疑與批判精神,掃除一切因襲保守觀念與偏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這一基本精神,孕育了整整一代人,在周揚等人的思想深處紮下了深根,在推動他們走向革命,通向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起了重大的革命作用。
周揚在上海上大學之時,正是國共合作,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準備進行北伐戰爭之時。國共合作剛剛成立的黃埔軍校學生軍在第一次東征和第二次東征中取得了勝利,廣東終於獲得統一,為反對北洋軍閥的北伐戰爭奠定了基礎。響亮的黃埔軍校,吸引著無數有志於革命的熱血青年。自幼體弱多病的周揚,此時竟然也成了一個黃埔“追星族”。有一陣子,他整天價想著去報考黃埔軍校,迷戀投身火熱的軍旅生活,從事革命武裝鬥爭。後來不知怎麼忽然對文學發生了興趣,未能成行,黃埔之夢最終沒有能夠變為現實。
2 上海求學與東瀛取“火”(2)
革命形勢發展很快。1926年5月,北伐戰爭開始。一開始就得到了戰區和後方民眾的熱烈支援,在半年之內,北伐軍就佔領了南方大部分省份。周揚這個曾想報考黃埔軍校的青年自然是北伐戰爭的極端的支持者、傾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