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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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來，‘凡是不願做亡國奴的作家，文學家，知識分子，聯合起來！’這，就是我們進行的方針。”（《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1期）
周揚、夏衍及“文委”其他同志從組織上得到共產國際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指示，更堅定了他們解散“左聯”的信念。他們認為，“左聯”一向很“左”，關門主義、宗派主義嚴重，連郁達夫、巴金、曹禺、鄭振鐸、葉聖陶、傅東華等這樣一些進步作家都要排拒，在新形勢下很不利於抗日救亡活動的開展。這種做法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從“左聯”組織自身的狀況來說，1934年以來在組織上雖有所發展，但仍不能公開，“左聯”及各盟的戰鬥性和先進性，基本上不是透過組織而是透過個人表現出來，因此解散“左聯”已是勢所必然的事情。“左聯”解散之後，這些成員仍然可以在統一戰線中發揮核心作用。
茅盾對蕭三信上提出的建議也表示贊成。
魯迅的態度似有所不同。茅盾回憶說：“魯迅對蕭三的信取看一看再說的態度，他對於把原來的敵人拉來做朋友表示懷疑，對於解散‘左聯’也不表贊同。他認為‘左聯’的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是嚴重的，‘他們實際上把我也關在門外’了，但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是有人在那裡做，不會因為取消了‘左聯’他們就不做了。‘左聯’是左翼作家的一面旗幟，旗一倒，等於是向敵人宣佈我們失敗了。”（茅盾：《“左聯”的解散和兩個口號的論爭》，《新文學史料》1983年第2期）跟著蘇聯走，成立“左聯”，對一向反對“左”的思想和做法的魯迅來說，實際上並無多大熱情。但魯迅做事有他的準則，“左聯”既然已經搞了多年，影響很大，宗派主義、關門主義是要克服，但不能自倒旗幟。
為此，“文委”多次與魯迅商量。承擔這一使命的是“左聯”
的宣傳部長、書記徐懋庸。據徐回憶，他為此事到魯迅那裡跑過四趟。第一次是受周揚之命去聽取魯迅的意見，魯迅不同意解散“左聯”，他認為應當保留“左聯”，作為統一戰線的核心，因為沒有了這個核心，雖說我們把人家統過來，結果恐怕反要被人家統過去。
徐回來在“左聯”常委會上作了彙報，在場的胡喬木聽後作了長篇發言。胡喬木的才幹頗為與之結識不久的周揚所賞識，周揚給他恢復了黨的組織關係，在“文總”書記陳處泰被捕後即任命他為“文總”書記。胡喬木講的主要意思是說，統一戰線團體是群眾團體，“左聯”也是群眾團體，在一個團體裡面秘密存在另一個群眾團體，就會造成宗派主義，這不好，而且會使“左聯”具有第二黨的性質，更不好。接著，徐懋庸再次與魯迅商量，魯迅聽了徐講的胡喬木的意見後，表示同意解散“左聯”，但堅持必須發表宣言，講清楚“左聯”解散是為了在新形勢下把無產階級文藝運動更擴大更深入，而不是自行潰散。周揚聽了徐帶回的魯迅的意見，起初說這意見很好，等“文總”討論一下再說。討論的結果是左翼文化團體很多，都要解散，如果都發宣言，太轟動了，因此決定“左聯”和各聯都不單獨發表宣言，只有“文總”發一個總的宣言。徐將這一決定又向魯迅作了報告，魯迅表示“那也好”。然而又過了不幾天，周揚又說，“文總”也不發宣言了，理由是此時正在籌備文化界救國會，不久將成立，如果“文總”發表宣言解散，而救國會成立，就會被人把救國會看做是“文總”的替身，這對救國會不利。當徐第四次登門向魯迅轉達此意時，魯迅氣得一言不發。周揚等人對魯迅的意見未能進行充分的考量和研究，魯迅的想法沒有得到“文委”的理解和尊重。魯迅對於周揚等人早就持不信任態度，在這樣重大的問題上，他們這樣出爾反爾，言而無信，在魯迅看來，簡直就是對他的耍弄，因此，對他們就更加不滿、氣憤以至憎惡了。數月之後馮雪峰來到上海，魯迅一見馮的面就說：“這兩年我給他們擺佈得可以！”對周揚等人的憤慨溢於言表。緊接著，由於“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口號的提出，與“國防文學”兩個口號論爭的展開，左翼文壇內部的矛盾便以異常激烈的形式爆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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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兩個口號的論爭（1）
“國防文學”口號的提出 早在這兩個口號提出之前，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和抗日愛國運動的不斷發展，1932年在文壇上就出現過各種服務於民族解放鬥爭的文學口號，如“革命戰爭的文學”（瞿秋白：《上海戰爭和戰爭文學》；《文學》1932年3月），“民族革命文學”（茅盾：《“五四”
與民族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