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懷明如煙如火話周揚

第6部分 (第2/4頁)

迅、丁玲、馮雪峰、田漢、沈端先（夏衍）、華漢（陽翰笙）等43人聯名發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書》，呼籲全世界無產階級和革命文化團體及作家譴責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支援中國的抗戰。這個宣言在當時產生了巨大的反響。1935年7月國民黨政府與日本政府簽訂“何梅協定”，接著便發生了震動全國的北京“12·9”學生愛國運動，激起了全國各界更大規模的抗日救亡的高潮。現實迫使周揚等人必須在實際工作中改變過去那種關門主義、宗派主義的做法。這一年的10月，在周揚家裡召開了重建“文委”的會議，決定由周揚、胡喬木、章漢夫、夏衍、錢亦石組成新的臨時“文委”，以周揚為書記，並進行了分工。周揚仍兼“左聯”黨團書記，夏衍依舊分管電影、戲劇、音樂，章漢夫協助錢亦石領導“社聯”及其所屬團體。這個時候或在這之前一些時候的“文委”，與當初的上海中央文委有所不同。從組織關係上看，它不是中央委派的；從工作範圍來說，也是個上海地區性的組織。

周揚等人在與中央失去聯絡的情況下，獨立地開展工作，面對新的形勢，決計與社會各界實行最廣泛的聯合，在推動抗日救亡運動的浪潮滾滾向前發展中大幹一番。

“12·9”運動的爆發，在上海引起了全市學生罷課，婦女也立即成立救國會，在鬧市區舉行遊行示威。在“文委”的支援和參與下，上海一些有名望的愛國人士，主要有律師、記者、編輯、大學教授、醫生等，包括年近百歲的馬相伯，以及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沈茲九、沙千里、鄭振鐸等300餘人###，組成以宋慶齡等為首的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發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提出8項抗日民主救亡政治主張。不久，又相繼成立了職業界救國會（沙千里等）、大學教授救國會（王造時等）、國難救亡教育社（陶行知等），並於1936年1月28日（上海抗戰四週年紀念日），由文化界、婦女界、職業界等各救國會聯合發起，籌組全國性的各界救國聯合會，籌備出版《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會刊》及《救亡情報》兩份不定期刊物。一個嶄新的革命局面出現了。

面對這樣一個嶄新的局面，周揚敏銳地感到，“左聯”等左翼團體這樣的組織形式太不適應了。“左聯”一向被人們看做是“第二共產黨”，不能公開，“左聯”的人，被國民黨逮住是要殺頭的，與共產黨員同樣對待。“左聯”的工作，過去把很大精力花在組織飛行###、撒傳單之類的活動上，有許多作家不敢參加，真正的作家去的很少，關門主義很厲害。蘇聯的“拉普”不是在1932年就解散了嗎？面對新形勢，解散“左聯”這些組織對建立抗日聯合陣線不是更為有利嗎？周揚在思考著。那時他還是個二十幾歲的青年，缺乏這方面的工作經驗，又失去了上級的領導，惟一能知道點黨中央的聲音的渠道是國外的報刊。1935年10月，他從巴黎出版的《救國報》上看到中共中央“八一宣言”，這是他們與中央失去聯絡以後第一次看到的中央檔案。不久，蘇靈揚從書店買來一本共產國際的機關報英文版的《國際通訊》，上面登載著季米特洛夫這年7～8月間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長篇政治報告，這個報告著重闡述了建立反法西斯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周揚一看，真是久旱逢甘霖，心中大喜。周揚後來這樣回憶說：“我記得當我第一次讀到季米特洛夫在七次大會上作的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線的報告時，我簡直興奮得跳起來。我讀了又讀，把這個問題想了又想，我在領導下的所有黨團會上傳達了這個報告，並大膽地提出瞭解散‘文總’及其所屬團體的主張。”同時，他還考慮籌組一個新的統一戰線性質的文藝家協會。　電子書　分享網站

5　在危局中開出新天地（4）

恰好就在這時，“左聯”駐國際革命作家聯盟的代表蕭三來信了。蕭三的信是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之後奉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王明之命寫的，信是由魯迅收到的。魯迅看後交給茅盾，最後轉到周揚手中。此時大約是11月中旬。蕭三在信中肯定了“左聯”成立以來所取得的各項成績，但更突出的是嚴厲地批評了“左聯”長期存在而又未能徹底克服的“左”的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錯誤，並提議解散“左聯”，另外成立一個有廣泛群眾基礎的統一戰線的文學團體。他在信中說：“在組織方面——取消左聯，發宣言解散它，另外發起組織一個廣大的文學團體，極力奪取公開的可能，在‘保護國家’，‘挽救中華民族’，‘繼續五四精神’，或‘完成五四使命’，反‘復古’等口號之下，吸引大批作家加入反帝反封建的聯合戰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