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懷明如煙如火話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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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21日，延安“文協”召開了一個座談會，討論《血祭上海》一劇。到會的有30餘人，周揚在會上有個重要發言，見諸報端的約有500多字。他說：“批評不能單憑印象，印象不常常靠得住。應該客觀的從下面各方面來看才對：一、觀眾是否歡迎；二、是在怎樣的環境下產生的；三、一般的傾向是否現實的。根據這三個條件應該給予這劇以較高的評價。一、這劇獲得廣大觀眾的極大歡迎；二、這劇是在極困難的技術條件下於短促的時間寫成與演出的；三、一般的傾向是現實的，不管是否能好好地把握住現實，但正因為這戲已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和贊貶，批評就應當嚴格一點，找出成功與失敗的要素。這劇的缺點：一、‘一二八’各界民眾反日鬥爭，這個中心主題沒有把握牢，沒有正確地發展起來，戀愛的穿插佔了主要的地位，使主題模糊和多少走入岔路了。帶上半團圓主義和傳奇性。人物沒有活躍的個性，離典型也很遠。臉譜主義是相當存在的。最後我說一點，就是恩格斯所說的，藝術不只表現人物做什麼，而是表現他怎麼做。要人物行動很正確，說話很正確，那是容易辦到的，問題是要表現出他是在怎樣的環境下，憑怎樣的身份，那樣動作，那樣說話。假如沒有前面的條件，最正確的行動和說話也會成為不真實的。”（1938年4月1日《戰地》）

周揚等人的到來，給陝北的文化事業和文化生活帶來了一派新的發展景象。據艾思奇回憶，在他們到來之前，這裡只會唱一支《義勇軍進行曲》，後來才發展起歌詠和戲劇活動。在他們到達延安後的一年中，戲劇界的張庚、崔嵬，畫家丁裡、江豐，小說家劉白羽、蕭軍，著名教授何思敬等先後來到延安，同原先已在延安的文化人一起，使延安的文化活動和文藝活動很快地就發展起來了。

周揚作為教育廳長，在教育方面下了不少力氣。他認為，開展群眾文化活動，治本的辦法是普及教育，消滅文盲。在這方面，從指導思想到具體措施，他都有不少建樹。田瑜回憶說：“由周揚署名發出的陝甘寧邊區教育廳關於開展社會教育工作的指示信和通令，現在蒐集到的就有八個之多。……1938年6月，周揚主持的教育廳編印了一本《社會教育概論》，闡述了社會教育的三項內容：一、文字教育：給文盲和半文盲以獲取知識的工具。二、政治教育：提高群眾政治水平，給群眾以民族意識，抗戰知識，動員群眾參加救國實際行動。三、娛樂工作：給群眾以正當的娛樂，消除疲勞，在娛樂中並施以文字、政治教育。在這本書中還闡述了怎樣辦俱樂部，對其性質和任務作了明確的規定。1939年，邊區各縣大都成立了民眾教育館，作為為抗戰服務的社會文化教育機關，成為建國以後新型文化館的雛形。

8　初到延安（4）

1938年4月10日，魯迅藝術學院（1940年改為魯迅藝術文學院）成立，發起人為：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揚。“創立緣起”說：“在這抗戰時期中，我們不僅要為了抗日動員與利用一切現有的力量，而且應該去尋求和準備新的力量，這就是說：我們應注意抗戰急需的幹部培養問題。”“藝術——戲劇、音樂、美術、文學是宣傳鼓動與組織群眾最有力的武器；藝術工作者——這是對於目前抗戰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我們決定創立這所藝術學院，並且以已故的中國最大的文豪魯迅先生為名，這不僅是為了紀念我們這位偉大的導師，並且表示我們要向著他所開闢的道路大踏步前進。”同時釋出“成立宣言”。魯藝的教學方針由###擬定，經中央書記處透過。規定：“以馬列主義的理論與立場，在中國新文藝運動的歷史基礎上，建設中華民族新時代的文藝理論與實際，訓練適合今天抗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