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懷明如煙如火話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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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見解。他不贊成“把共產黨、八路軍表現為一種超乎群眾之上的力量，他從上而下的來愛護著群眾，所給予群眾的常較所給予他的為多”。他認為在一些歌詞中把共產黨、八路軍說成是水之“源”、樹之“根”，群眾的“命根”和“親爹孃”，是把黨同群眾的全部正確的關係顛倒了。

“全部真理是首先”對於共產黨、八路軍來說，老百姓是源，是根，是命根，是親爹孃，然後再反過來，共產黨、八路軍又給予以偉大的指導與保護的力量。“為什麼我們的秧歌不著重表現前一個真理呢？”這才是真正的群眾觀點。（同上，第445、446頁）與此相映成趣的還有一件事，在“文革”中，有人曾揭發周揚在延安時就反對毛主席，說他在魯藝的一次會上說《東方紅》把毛澤東比作“大救星”表現了農民對毛澤東的感恩思想，不應在農民中宣傳恩賜觀點，《東方紅》最好少唱。這當然不僅不是周揚反對毛主席反對黨的罪證，相反，正是他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體現。這樣一種觀點，周揚在建國以後不同的場合都曾講過。比如他說：“我們許多作品的結尾，總要唱一兩句‘共產黨是大恩人’，‘跟著毛澤東’，這當然也是反映了廣大群眾的普遍情緒的，可惜這些作品都沒有能夠透過具體事實來表現這種情緒，沒有著重教育人民如何認識與相信自己的力量，如何去鬥爭，去克服困難，這才是真正擁護毛主席啊！

我們在一切群眾工作中都依靠群眾，反對‘恩賜觀點’，而在文藝作品中卻常常不自覺地宣傳了這種‘恩賜觀點’。”（《周揚文集》第2卷第26９頁）周揚的這些見解，至今仍閃爍著真理的光芒，未失去其指導意義。

毛澤東對大眾化的秧歌極為重視，周揚此文發表的第二天，即3月2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宣傳委員會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談到藝術工作提到秧歌時說：“《解放日報》昨天登了周揚的文章，這篇文章是談秧歌的，值得一看。”他建議還可以多組織一些秧歌隊，“一個鄉搞他一個”，搞新內容。他對新秧歌特別讚賞，滿懷深情地說：“這就是我們的文化的力量。早幾年那種大戲、小說，為什麼不能發生這樣的力量呢？因為它沒有反映邊區的政治、經濟，過去，成百成千的文學家、藝術家、文化人脫離群眾。開了文藝座談會以後，去年搞了一年，他們慢慢地摸到了邊，一經摸到了邊，就受到廣大群眾歡迎。所謂摸到了邊，就是反映了群眾的生活，真正地反映了邊區的政治、經濟，這就能夠有起指導作用。”（《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118、169頁）　《馬克思主義與文藝》　就在這個時候，周揚還做了一件重要工作，主持編輯了一本《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就文藝理論上的幾個主要問題集錄了馬克思、恩格斯、普列漢諾夫、列寧、斯大林、高爾基、魯迅和毛澤東的有關論述，併為該書寫了一篇比較長的序。周揚在這篇序言的開頭這樣寫道：　“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給革命文藝指示了新的方向，這個講話是中國革命文學史、思想史上的一個劃時代的文獻，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科學與文藝政策的最通俗化、具體化的一個概括，因而又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科學與文藝政策的最好的課本。本書就是企圖根據這個講話的精神來編纂的。這個講話構成了本書的重要內容，也是它的指導的線索。從本書當中，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同志的這個講話一方面很好地說明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的文藝思想，另一方面，他們的文藝思想又恰好證實了毛澤東同志的文藝理論的正確。 “本書選輯了馬克思、恩格斯、普列漢諾夫、列寧、斯大林、高爾基、魯迅及毛澤東同志的有關文藝的評論和意見，按照他們的內容，分為五輯：一、意識形態的文藝；二、文藝的特質；三、文藝與階級；四、無產階級文藝；五、作家，批評家。他們的意見雖是在不同的歷史情況之下，針對不同的具體問題而發的，但是在它們中間卻貫串著立場方法上的完全一致：最科學的歷史觀點與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之結合。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12表現新的群眾的時代（4）

“貫串全書的一箇中心思想是，文藝從群眾中來，必須到群眾中去。這同時也就是毛澤東同志講話的中心思想，而他的更大貢獻是在最正確最完全地解決了文藝如何到群眾中去的問題。”（《周揚文集》第454－455頁）。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最正確、最深刻、最完全地從根本上解決了文藝為群眾與如何為群眾的問題。他把列寧的原則具體化了，豐富了它的內容，使它得到了輝煌的發展。

他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