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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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魯藝的倡導的學術自由的教育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回想30年代，那時周揚以及其他一些左翼文藝家曾對“創作自由”胡批一氣，如今他也力倡“創作自由”了，這是多麼大的變化和進步啊！ “提高”是對的，但不該“關門” 經毛澤東精心審閱修改過的《對舊形式利用在文學上的一個看法》，表達了周揚對民族形式問題的全面的系統的觀點，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毛澤東的思想。周揚是較早地將民族形式問題同現實主義聯絡起來，並將它納入現實主義範疇的理論家之一。他說：“必須把學習和研究舊形式當作認識中國，表現中國之一個重要部分，把吸收舊形式中的優良成果當作新文藝上的現實主義的一個必要源泉。”“離開現實主義的方針，一切關於形式的論辯，都將會成為煩瑣主義與空談。”（《周揚文集》第1卷第301、304頁）周揚在這篇文章中辯證地闡明瞭利用舊形式與發展新形式的關係。他說，利用舊形式不但不放棄而且仍要以發展新形式為主，利用舊形式不但與發展新形式相輔相成，而且正是以實現後者為目的。“利用舊形式也並不是停止於舊形式，儲存舊形式的整體，而正是要在藝術上思想上加以改造，在批判地利用和改造舊形式中創造出新形式。”（《周揚文集》第1卷第295頁）他對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努力接近大眾但還不夠大眾化提出了批評：“有些新文學作品中的人物，相貌服裝雖還是中國的，但行動總顯得有一點矯作，談吐也不很自然，他和我們彷彿總有一點疏隔，他不是我們的親兄弟，親骨肉，在他身上總好像缺少一點什麼。原來他少了一箇中國人的靈魂！
我們的作家太糾纏於知識分子的圈子，太沉溺於外國作品的世界了。他接觸老百姓太少了，看自己的中國看得太少了。”（同上，第299頁）周揚認為，民族解放戰爭對文藝的一個重要影響便是使進步文藝與落後的農村特別是農民進一步接觸了。因此，綿密認真地去觀察、研究、反映他們的觀念、見解、風習、語言、信仰、趣味等等，就成為現實情勢所加於新文藝的責任。他主張：“一面儘可能利用舊形式，使之與大眾化的新形式平行，在多少造就大眾的欣賞水平中逐漸提高作品之藝術的質量，把他們的欣賞能力也跟著逐漸提高，一直到能鑑賞高階的藝術；另一方面所謂高階的現在的新文藝應切實大眾化，一直到能為一般大眾所接受。”這兩個方面“互相補充，互相滲透，互相發展，一直到藝術與大眾之最後的完全的結合”。目標和路線是“為文藝與現實之更接近，與大眾之更接近，以達到更高更完全的民主主義內容，民族形式的新中國文藝之建立”。（同上，第303、304頁）
10 從“小魯藝”到“大魯藝”（5）
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拉開了整風運動的序幕。12月，黨中央釋出《中共中央關於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指出：“目前延安幹部黨校的基本缺點，在於理論與實際，所學與所用的脫節，存在著主觀主義與教條主義的嚴重毛病。”1942年2月，毛澤東先後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了整頓三風的報告，4月3日中央發出在全黨範圍內發動整風的決定，同時發出總學委會的通知，歷史上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開始了。
就在當天，魯藝召開了擴大的院務會議，佈置整風和檢查工作。周揚在動員會上說，魯藝的同志與各抗日根據地的軍民，在某些地方是脫了節，好像坐在碉堡裡空想著培養提高，實際陷於空虛。
他要求大家不要輕視工農，要虛心向他們學習，積極投入整風，成為真正的藝術幹部。
5月30日，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結束剛剛一週的那一天，毛澤東來到魯藝，在周揚的陪同下，信步來到院內的籃球場上，在全院師生的熱烈的掌聲中，以他慣有的幽默和風趣再一次發表了親切動人的講話。他說，從你們不久以前演出的《帶槍的人》裡面，我們看見了列寧。他在這個戲裡和群眾談話，打電話，辦公，趕走孟什維克……可是在戲裡他沒有吃過飯，也沒有睡過覺。人不吃飯、不睡覺是不行的。列寧在生活中當然也要吃飯和睡覺的。戲裡並沒有把列寧的一切活動都寫出來。這也就是說，實際生活中的列寧比我們從戲裡所看到的列寧要豐富得多。但是，列寧沒有到過中國，更用不著說延安。何況他已經去世了。戲裡的列寧卻仍然活著，還可以永遠活下去。他出現在延安邊區大禮堂的舞臺上，並且還可以出現在世界所有的舞臺上。所以我們說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要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