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懷明如煙如火話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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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極右分子，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由7級降為13級；黎辛被劃為右派分子，開除黨籍，張海、崔毅留察看兩年，他們都被撤銷一切職務，予以降級處分。

其實，正如後來中央在平反決定中所說，在處理丁、陳一案的過程中，李等四人因擔任機關黨委領導職務的關係，接受丁、陳申訴，參加###對丁、陳的處理工作，凡重大性質的決定或措施，都是在部長辦公會議上或部領導人主持的其他會議上決定的，他們受命執行某些決定和措施，並無錯誤。如果周揚、陸定一等###領導力保他們，當可免受磨難。但在當時的情況下，主要是因為“有些同志有意見”，劃右派要擺平，他們厄運難逃了。

周揚在反右派運動中態度堅決，但內心又不無矛盾，心情很複雜。在他領導下工作多年的黎之回憶說：“在後來與周揚的接觸中，我感到他對1957年反右（包括前後的多次文藝運動）的心情是複雜的，特別對馮雪峰的批判他流露了內疚的情緒。”（黎之：《文壇風雲錄》第119頁）馮雪峰、丁玲等人被劃為右派以後，周揚力主保留了他們作協理事職務和作協會員資格，並說丁玲年紀大了，就不要下去勞動了，可以留在北京寫作。但丁玲還是願意去北大荒勞動鍛鍊。1959年夏，周揚在看到丁玲寫給作協黨組彙報自己的情況的信後，立即派作協秘書長張僖前去看看在那裡勞動的右派作家怎麼樣？能不能摘掉右派帽子？因為那裡是軍墾農場，屬農墾部管，所以去前還特請農墾部部長王震開了個介紹信。張僖說明來意，經農場黨委討論，認為摘帽子有難度，此事只好作罷。張僖建議改變一下丁玲和陳明的工作，黨委開會決定同意，即將丁玲從在養雞場勞動調到了夜校當文化教員，將陳明安排到生產隊當了會計。此行對艾青夫婦的情況也作了瞭解，回來向王震彙報後，很快就由農墾部下文將艾青夫婦調往新疆石河子，住進了生產建設兵團8師的招待所裡，從此脫離了繁重的體力勞動。（參看徐慶全：《與張僖談周揚》，《知情者眼中的周揚》第173－180）周揚對一些很有才能的青年作者被劃為右派下去勞動改造也很關心，他最不放心的是他們不要因此而荒廢了學業。當年的《文藝報》編輯、改革開放以後曾任中國作協書記處常務書記的唐達成，在1956年丁、陳“反黨集團”複查時曾在黨組擴大會議上為丁玲鳴不平，引用泰戈爾的一句話：“虛假不能憑藉權力變為真實”。據說，周揚聽了曾這樣說過：唐達成拿資產階級的語言向党進攻。反右時，唐達成被劃為右派，1959年冬，唐在北京八大處作協的農場勞動，周揚來這裡看望在療養中的邵荃麟時，特意約見了唐達成。唐達成在幾十年後回憶說，周揚當時“態度很和藹”，“他問我覺得怎麼樣？我說我是學生出身，勞動改造鍛鍊一下也好，現在已經適應了。周揚說，你還是一個文藝幹部，不能老是幹活。他問：還看書嗎？過段時間還要幹文藝工作的，還是要關心文藝界的動態，多讀一些作品。”“他還說，你是上過大學的，那你懂英文嗎？我說原來懂，後來都丟了。他說：英文怎麼丟了？應該撿起來。我現在每天睡覺前都要看看，對外交流有用。既然學了，就不要忘記，每天抽時間看看。勞動不是要你們成為幹活的人。聽了他的話，我還真的有些受寵若驚。”（唐達成：《四十年來的印象和認識》，《憶周揚》第269頁）唐達成覺得他對年輕人還是關心的，不是在故作姿態。另一位當年被劃為右派、改革開放以後曾任中國作協副主席、文化部部長的王蒙也回憶說：“1963年，周揚在全國文聯擴大會議上講到了王蒙。他說：‘……

21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10）

王蒙，搞了一個右派嘍，現在嘛，帽子去掉了……他還是有才華的啦，對於他，我們還是要幫�助……’�先是許多朋友告訴了我周揚講話的這一段落，他們都認為這反映了周揚對我的好感，對我是非常‘有利’的。當年即1963年秋，在西山八大處我參加全國文聯主持的以反修防修為主題的讀書會的時候，又親耳聽到了周揚的這一講話的錄音，他的每一個字包括語氣詞和咳嗽都顯得那樣權威。我直聽得汗流浹背，誠惶誠恐，覺得黨的恩威，周揚同志的恩威都重於泰山。”（王蒙：《周揚的目光》，《憶周揚》第410－411頁）以上所述，當然只是一些只鱗片爪，但這些只鱗片爪可以使人們從不同的側面全方位地感受周揚，認識周揚。這就是在反右派鬥爭中的真實的周揚，一個思想感情豐富而又複雜的周揚。

人們當然有權指責周揚，責備他為什麼不起而抗命，在文藝界劃了那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