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懷明如煙如火話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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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觀點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路線，也就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或修正主義的文藝路線”，因此同他們的鬥爭，就是一場“大是大非之爭，社會主義文藝路線和反社會主義文藝路線之爭”，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在文藝領域內的反映”。文章歸納“右派分子”的主要論點是否定或貶低社會主義文藝的成就，說社會主義文藝不真實，說在我們的社會里沒有“創作自由”。文章分別就這三點逐條加以駁斥。批駁在許多點上是缺乏根據的。比如“創作自由”，硬說“右派分子和修正主義者認為文藝為政治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就不自由。”他們所要求的“創作自由”，“實際上卻是要文藝脫離社會主義，脫離當前人民的鬥爭，脫離黨的領導”。實際上在許多“右派分子”那裡並不存在這樣的問題。當然，與那些更加簡單粗暴的批判相比，《大辯論》還算是比較注意說理的，用張光年的話來說可謂“精緻的粗暴批判”。比如在暴露黑暗的問題上，文章這樣說：“我們的文學作品是應該暴露黑暗的。既然在我們的生活中有光明面也有黑暗面，文學就應當既歌頌光明又暴露黑暗，就應當描寫光明和黑暗的鬥爭。文學不應當片面地反映生活。凡是足以阻礙社會進步的消極落後的現象，都應當加以批評和揭露。官僚主義就是這種現象之一，就應當揭露和批判。我們的文學作品應當成為和一切消極事物作鬥爭的武器，成為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我們是反對無衝突論的。問題是從什麼立場和為什麼目的去進行揭露和批評。我們的作家應當站在正確的立場明辨是非，真正分清什麼是光明面，什麼是陰暗面；不要有聞必錄甚至幸災樂禍地去渲染和誇大陰暗面，抹煞光明面，造成讀者對生活的曲解和失望。我們的作品應當描寫生活中的各種矛盾和困難、缺點和錯誤，當然也可以描寫失敗和犧牲，但不應當使人看了灰心喪氣，而是增添克服困難的勇氣和信心。”這些意見即使在今天看來也還是可以成立的，有道理的。再如文章對有些作家因為自己的作品受到批評而感到有壓力，覺得“不自由”時這樣說：“壓力總是不好受的。但我們也要加以分析。不講道理的、粗暴的批評，對創作是有害的。這種壓力應當反對。另一種是正確而恰當的批評，包括領導和群眾的意見，某些作家認為這也是壓力。但這種‘壓力’，我們是不應當反對的。

作品是透過藝術形式對於社會存在的反映，同時又給予社會以影響。它不能不受到社會輿論的評判。而無論是讚揚或者指摘都難免有不正確的地方。我們需要健全的社會輿論，同時作家也要有不怕批評的勇氣。對人民具有高度責任感的作家藝術家應當重視別人的意見，歡迎批評。”這些話語心平氣和，循循善誘，現在讀來也還是頗具說服力的。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批判“右派分子”和修正主義者其實並不是本文的最終目的，文章的終極目標乃是期望解放文藝生產力。毛澤東在這一年５月8日的八大二次會議上向大家推薦了周揚這篇文章，說周揚同志最近的一篇文章我很贊成，尤其是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解決了很多問題。毛澤東所加寫的很長的一段話就在這一部分中，他在那段話中說這場鬥爭“替無產階級文學藝術開闢了一條廣泛發展的道路”，並熱切期望建成一支“完全新型的無產階級文藝大軍”，可謂這篇文章的點睛之筆。文章最後說：“我國人民正以排山倒海的氣勢從事改造世界、改造歷史面貌的偉大工作，他們的高度勞動熱情和革命幹勁在一切方面不可遏止地表現出來，也必然要在文學藝術這種特殊的意識形態上得到它應有的反映。”文章號召文藝工作者頑強地學習，向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向人民群眾學習，向中國和世界的一切有益的偉大遺產學習，以在創作上和理論上的高度的勇氣，打破成規，大膽創造，敢於革新，創造無愧於這個偉大時代的作品。這樣一些基本精神，這樣一種昂揚奮發的精神狀態，當是《大辯論》值得人們永遠珍視的精神財富。　電子書　分享網站

21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8）

《大辯論》是從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到文藝界諸多領導同志及其他許許多多同志的集體創作，周揚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但不應當視為完全是周揚個人的作品。可以說，《大辯論》是黨中央對文藝戰線反右鬥爭的理論總結，周揚是這個總結的代言人。他因此在當時贏得了巨大的聲譽，再一次強有力地確立了自己在文藝界的無可比擬的權威地位，也因此在30多年後隨著“右派分子”的徹底平反而承受了不應完全由他承受的罵名。　周揚在反右鬥爭中的矛盾複雜的心態　平心而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