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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的骨幹工作。第三部分是鄉村建設實驗區，以鄒平縣為實驗地。實驗區有縣政府，隸屬鄉村建設研究院，縣長由研究院提名，省政府任命。1932年鄒平由鄉村建設實驗區改為縣政建設實驗縣。鄉村建設研究院於1935年還成立了一個鄉村建設師範，地址在研究部內，梁漱溟曾任校長半年。課程除鄉村建設理論、鄉村教育和精神陶冶外，其他與普通師範課程相同。
鄒平實驗縣的行政區劃經過撤併，整改為14鄉。全縣整個行政系統實行教育機關化，以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縣以下設鄉學，取消鄉（鎮）公所，幾個村或10個村有一鄉學，鄉學就是“政教合一”的機構，鄉學下設村學。設定鄉學村學的目的是培養農民的新政治習慣——農民對團體生活及公共事務的注意力與活動力。梁漱溟說：“我們鄉學村學的組織，如能發生作用，鄉村真正活起來，則對於中國地方自治問題的解決，不啻發明了一把鎖鑰，找著了它的訣竅，豈不是一件很偉大的事業嗎!……我們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在鄒平作鄉村建設實驗，什麼時候才算成功呢？直截了當地說，就是鄉學村學真正發生組織作用，鄉村多數人的注意力與活動力均行啟發，新政治習慣培養成功而完成縣自治，研究院實驗縣的大功就算告成。”
梁漱溟特別強調，發揮傳統倫理精神在培養農民新政治習慣時的作用。梁漱溟認為，中國倫理是從情誼出發，以對方為重，人與人間的關係可以做到連鎖密切融合無間的地步。中國從前有五倫之說，現在再添一倫，就是團體對個人，個人對團體，彼此互相尊重，互有義務。梁漱溟透過自己編定的“村學鄉學須知”，來要求大家各盡自己的義務，使自己的行為符合倫理情誼。梁漱溟還認為，今日鄉村組織必須是一教學組織，最根本的是要提倡農民“求進步”、“向上學好”。梁漱溟廢掉鄉鎮公所而成立鄉學村學，用意即在此處。鄉學行政上受縣政府的領導，同時接受研究院的指導，是“政教合一”的機構。全鄉組織董事會，推出鄉中德高望重、有文化、年齡較高的人當學長，學長由縣政府下聘書，實際大都是地方鄉紳學者名流擔任。鄉學裡還有教導主任一人，負責管理教育工作。再有研究院直接派來的輔導員一人(大都是研究部的學生)，負責指導協助鄉理事和教導主任，在各項工作中貫徹鄉村建設理論思想。鄉學內設以下組織：鄉隊部、戶籍室、衛生室。各村的村學組織與鄉學差不多。鄉學村學中的成員，包括全鄉全村的農民，統稱為學眾。
在鄉村建設運動中主要為農民做些什麼呢？梁漱溟概括為：“團體組織、科學技術”。“團體組織”即把分散謀生的農民組織起來，主要是組織合作社，在這個方面鄒平做得很好，影響很大。“科學技術”即改良農業品種、提倡植樹造林等。梁漱溟在鄒平提出“大家齊心向上，學好求進步”的口號，就是“團體組織、科學技術”這八個字精神的具體體現。“大家齊心向上”是提倡團體精神，其中“向上”指道德禮俗，“求進步”指生產技術和良好風尚。中國農村長期存在一些陳規陋習，如求神拜佛、吸毒、女孩纏足、男孩早婚等，鄉學村學教育就是要糾正這些陋習。梁漱溟主張在這些方面下功夫，事實證明，確實收到較好的實際效果。
鄉村建設運動的實質與評價
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是一個以社會為本位的建設方案。他把中國問題的癥結歸於文化的衰弱，於是以振興儒家文化為旨歸，達到改良社會的目的。梁漱溟始終抱著“故我以為中國問題的內涵雖包括有政治問題、經濟問題，而實則是一個文化問題。”之所以從農村著手，則因為“中國原來是不象國家的國家，沒有政治的政治，國家權力是收起來不用的，政治是消極無為”。所以中國建設不能走自上而下的路，只能從下面做起，從社會運動做起，最直接的則是從鄉村建設開始。而之所以採取改良手段，則因為梁漱溟認為，中國不僅缺乏革命力量，也沒有革命物件。這種分析抹殺了現實中存在的階級對立，顯然沒有看到中國社會的本質，這是其鄉村建設理論充滿矛盾、其實踐必然失敗的主要原因。
鄉村建設的具體組織形式是“政教合一”的鄉學村學，這一機構的特殊性表現在：達到領袖與農民的結合，政事與教育的結合，並寓事於學，把人生向上之意蘊涵其中。梁漱溟鄉村建設的構想是一個政治原則和倫理原則的混合體，充滿了儒家的理想色彩。“而實際上的表現，則是政治化的儒家，即不是用道德理想轉化政治，而是在透過其他途徑取得政治權力後，用政治來干預、歪曲學術，使‘道統’變為對人民進行思想控制的工具。”在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