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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從沒有想到他會成為一個傳奇人物。他本是一個安份守己的貧苦農夫，曾向姓艾的鄉紳借過錢，限期到時，在大旱成了上述那種情況下，他無力償還，艾家通知米脂縣政府把李自成逮捕，拷打後戴上重枷，押到市場上，在毒烈的太陽下示眾。艾家更教他的僕人們在一旁監視，不準李自成的家人給他送飯，艾家的意思是要李自成在刑具下活活餓死或曬死，用以威嚇其他那些欠債的窮人。看守李自成的獄卒於心不忍，把李自成移到有樹蔭的地方，給他一點飲食，艾家僕人們咆哮著上前阻止，李自成悲憤地說：“我就是被太陽曬死，也沒有關係。”踉蹌地仍爬回到烈日之下，拒絕吃獄卒們的東西。圍觀的群眾不勝憤怒，在吶喊聲中擁上去，把重枷打碎，一齊逃到城外一帶的樹林中，商議如何善後。一直到這時候，他們仍沒有跟政府對抗的意思。但縣政府已出動軍隊圍剿，群眾知道一旦被捕後的結果是什麼，於是拿著樹枝木棍，從樹林中一擁而出，為首的軍官大吃一驚，從馬背上跌下來，竟跌死了，軍隊潰散，弓箭刀槍，全被群眾據獲。他們有了殺人武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就在當天夜間，進攻米脂縣城，很順利地把縣城佔領，附近饑民們聞風而至，立即集結一千餘人，進軍富裕的地區。他們在戰爭中成長茁壯，又因為懷著過度的悲痛和憤怒，所以每攻陷一個地方，對官員和鄉紳所作的報復，也非常殘酷（我們不能想像那個艾姓鄉紳跟他僕人們的命運）。
明政府認為這種到處覓食的武裝饑民是流寇，流寇的頭目都是一些本性兇惡狡獪、人人得而誅之的叛亂匪徒。明政府用兩種傳統的老方法對付他們，一是討伐，一是招降。
討伐是軍事行動，但腐敗的明政府軍隊所到之處，大肆姦淫燒殺，比饑民們僅加之於官員和鄉紳身上無情的報復更甚。一六三四年，評議部主任委員（給事中）吳甘來的彈劾案，可代作說明，他在給皇帝朱由檢的奏章上說；“山西軍區總司令（山西總兵）張應昌兵團所殺的，一半以上是逃難的鄉民，用他們的人頭冒功領賞。中原（河南省）人民對曹變蚊所屬軍隊的恐懼，遠過於流寇。陛下想使人活下去而不能，軍官們卻一點不動心的把他們屠殺。”就在上世紀（十六），民間就有一首歌謠：“盜賊（饑民）好像梳子，軍官好橡蓖子，士兵好像剃刀。”
招降是政治解決的手段，但饑民投降之後，即令幸而不被指控為“詐降”而加屠殺，也會終於被迫再叛。一六三八年，張獻忠曾嚮明政府投降，被安置在谷城（湖北谷城）一帶。第二年（一六三九），忽然呼嘯著拔營而去。臨走時，在城牆上公佈使他們不堪負荷的勒索賄賂的官員們的名單和已經勒索到手的款數，在名單後他們宣告說：“不向我們要錢的，只有兵備（中級軍官）王瑞（木冉）一人。”張獻忠如果不早日脫身，一旦財貨被勒索罄盡，而官員們卻不相信已經罄盡時，他的結局可以預卜。
朱由檢也曾用嚴刑峻法制裁貪官汙吏，但明政府已失去肅清貪汙的能力，因為貪汙的根恰恰就是朱由檢。任何高階官員，文官包括宰相，武官包括總司令，都必須靠宦官支援，才能保持他的性命、地位和有希望擢升，而宦官的支援是非錢不行的，那些債官債帥當權之後，要想他不貪汙，絕不可能。朱由檢殺的貪汙官員越多，貪汙反而更熾，官員們互相警惕的不是停止貪汙，而是不被發覺。
飢餓的武裝群眾也開始轉變。一六四○年，李自成得到兩位知識分子（舉人）李巖和牛金星的合作。李巖所以背叛明政府，是一個另一型別的官逼民反的故事。他是河南杞縣人，一位高階官員的兒子，家庭富有，屬於鄉紳階層，但在遍地飢謹的時候，他拿出糧食作救濟工作，饑民們感激他，互相傳揚說：“李公子救了我們的命。’當時有一位江湖上賣藝走繩索的美麗女郎，名紅娘子，因沒有人再看她表演的緣故，她的生路斷絕，就也加入饑民的行列，成為一支武裝力量的首領。她在一次攻擊杞縣的戰役中，把李巖擄去，強迫他跟她結婚。李巖不甘心做流寇，婚後不久就逃了回來。但明政府卻把他逮捕下獄，通匪的證據既然如此確實，所以任何解釋都沒有用，他被判處死刑。在行刑的前夕，紅娘子攻破縣城，把丈夫救出，李巖只好死心塌地叛亂到底，勸紅娘子投奔李自成，他跟另外也是舉人出身的牛金星，共同成為李自成的智囊。
他們所以選擇李自成，跟紀元前三世紀，張良、韓信所以選擇劉邦一樣。不是每一個群眾首領都有政治頭腦的。像張獻忠，他只能成為真正的流寇。李自成在李巖、牛金星的輔助下，停止報復性的屠殺，發出“迎闖王，不納糧”的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