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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是不是要真正的大一統了。
可事實上，中華民族深重的苦難還遠沒有結束，隨著國民革命軍陸續佔領南京，武漢等地，眼看著統一全國掌握政權在望，國民政=府內各種勢力便紛紛跳了出來，各種醜態畢露，妄圖在未來的權力分配之中佔據大頭。短短一年不到的時間裡，原本還算團結的國民政=府內部矛盾終於愈演愈烈，到了爆發的邊緣。
李宗仁到達上海時，他所目睹的是：“全市群眾運動悉為星黨所操縱。工會擁有武裝糾察隊千餘人，終日遊行示威，全市騷然，稍不如意，便聚眾要挾，動輒數萬人，情勢洶洶，不可終日。”這種場景，令李宗仁大感震駭，而當時蔣=介=石也認為“上海情形已無法收拾”，終日深情沮喪。
而在湖北，自從國民革命軍佔領武漢後，整個湖北便沸騰起來，大家都起來革命了。1926年7月底，湖北的農民協會會員，只有7。2萬人，到1927年6月，國星最後分裂之前，湖北正式成立的“縣農協”有22處，正在籌備的32處；“區農協”308個，鄉農協3852個；會員總人數達284萬餘人；“農民自衛隊”所擁有的快槍多達兩千餘支。有些地方的農民已開始暴動，搗毀了稅務局和禁菸局，聲勢極為浩大。
武漢成了罷=工工人的天下，遊行示威，集=會演講，成為人們每天必做的功課。星黨為了宣傳自己的主張，常常派人混在集=會的人群中，故意向演講者提問：“什麼是星黨？”“什麼是革命？”然後演講者就加以詳細宣講，於是星黨的主張迅速深入人心。
一位蘇聯顧問記述：“最底層的群眾不經上級主管部門的同意，就自行組織工=會，而且各廠工=會都是按行業組織的。無論你怎樣打聽工=會的數目和工=會會員的數目，都是毫無結果的，只能憑印象粗略估計參加工=會的大廠工人約為十六七萬。”據這位蘇聯人的統計，至1926年12月下旬，武漢的罷=工達一百六十起，“就是說，幾乎每月罷=工五十起，每天都有近兩起。參加罷=工的總人數達二十萬。大部分罷=工發生在半手工業式的小企業裡。”另據陳=獨=秀在星五大上提供的數字，至1927年4月，湖北有組織的工人為四十萬。甚至連要求房東減租的房客，也組織起自己的“工=會”。
看著星黨如此爆炸式的發展，底層人民爆發出來的強大力量，國民黨內部的當權人物們慌了神，他們怕打下來的江山最終便宜了星黨，將自己排擠出權力的中央，再加上雙方階級立場的對立，最終蔣=介=石首先下定了決心要進行“清=黨”！
然而，此時的國民黨內部由於和星黨的長期合作已經形成了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態勢，可以說沒有任何人是單純的一=黨身份，他們都或多或少的接觸過另外一方。如此錯綜複雜的關係再加上星黨人在北伐中作戰英勇，在軍中也早已擁有相當的實力，一旦施行“清=黨”很難保證到底最終會有多少人支援他們，這就使得蔣=介=石等國民黨高層當權派異常苦惱。
可就在蔣=介=石等人苦惱之時，由於工=農=運動發展過快，星黨的實力、人員又遠遠不足，這就使得原本的革命=運動之中不可避免的混進了大量別有用心的投機分子，讓工=農=運動變得越來越激烈，越來越難以控制。
當時湖南農民=運動中流行著“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口號，有點田產的都是“土豪”，穿長袍馬褂者即為“劣紳”，都在鬥、打、掠之列。既然“一切權力歸農會”，那從殺豬、出谷、遊鄉發展到殺頭，就是很自然的事。很快捕殺“土豪劣紳”的事就頻頻發生，還要把“土豪劣紳”的祖墳挖掉，目的是破壞風水、斬草除根，《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也證實了這點。
這些行為直接妨害著正在進行的北伐，連李=維=漢都承認，“土豪劣紳”是農村重要的納稅人。農民的殺豬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殘殺，就使得他們失去了納稅的能力，也失去了納稅的“權利”。這樣，各級政=府都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
影響北伐軍軍心的不僅是後援問題。李宗仁北伐時任第七軍軍長，他後來在回憶錄中說，工農=運動中的“過激的作風，早已引起軍中官兵的疑慮。到民國十六年夏季，兩湖軍隊憤懣的心情，已到無可壓抑的境地。因當時中、下級軍官多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親戚在故鄉都橫遭工會、農會的凌辱，積憤已久，而各級黨部竟視若無睹。縱使是革命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的父親，也被綁遊街示眾”。
而在城市裡，大量手持槍支、棍棒，頭戴五=星藍帽的“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