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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她辱罵等“隱忍不言”的象徵性表現；至於她第二次出現的症狀“手指尖的麻刺感”，則是早年替壞姨父搔背時，受到性騷擾的心理創傷所致。此一創傷經歷原本積壓心中，還沒有找到“出路”，但在跟好舅舅的鋼琴事件中，她被舅媽懷疑與舅舅有性的瓜葛，而且媒介同時是“手指”（彈鋼琴與搔背），在極度慌亂、無辜被疑所引起的憤懣中，積壓已久的情緒終於找到了它的出路——“手指尖產生麻刺感”。
治療的方法跟前述案例一樣，都是將病人催眠（弗氏後來改用自由聯想），降低她的心理潛抑，重溫那段“不想記起”的情感性創傷經歷，將它們“說”出來，並對它們採取新的看法，讓積壓的情緒得到發洩，身體症狀即會跟著消失。
女歌唱家喉嚨裡的心事（3）
弗洛伊德對歇斯底里症的研究，可以說是他對精神疾病（特別是精神官能症）動力學理論研究的起點，也是精神分析學說的源頭，因為這些研究，而使他從一個神經學家逐漸蛻變成精神學家。
就轉化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來說，弗洛伊德認為，病人常“選擇”某些身體症狀來表現他們的心事，譬如這個病人選擇“窒息及喉嚨窄縮感”來表示她“隱忍不言”、“如鯁在喉”的心事；而另一個病人則選擇“顏面神經痛”來表示她對丈夫曾“摑她一巴掌”的憤懣；而在《少女杜拉的故事》裡，杜拉有一種歇斯底里性咳嗽，這乃是她“認同”於被她視為情敵的另一個女人的症狀所致。但所謂象徵、隱喻、意義等，乃是文學與哲學的範疇，而非醫學的範疇，因此，當弗洛伊德將他的注意力從病人症狀的“生理特徵”轉移到其“象徵意義”時，他事實上已脫離了科學史學家孔恩（T。 Kuhn）所說的傳統醫學“典範”，或者說他嘗試建立另一個嶄新的、介於醫學與哲學之間的“典範”，這也使他從一個“醫學家”慢慢蛻變為“哲學家”。今天，有不少人認為，精神分析學說並非一個“科學體系”，而是“哲學體系”，可謂其來有之。
但我們必須在此強調，將精神官能症的重心轉移到“心理”層面，並不意味它和“生理”因素無關。其實，從經歷同樣的心理創傷事件，但並非每個人都會出現精神官能症的事實即可看出，它還是有相當的“體質”因素。雖然它未必是沙考所說的神經系統的“遺傳性變質性作用”，但卻是一種必要的內在因素。現代的看法認為，體質因素是導致精神官能症的“必要條件”，而外在事件的刺激只是“充分條件”。
學生物科學出身的弗洛伊德，是不可能否定精神官能症的體質因素的，但因為在他那個時代，要深入研究體質因素，有其技術上的困難，所以他將注意力轉移到心理因素上。即使時至今日，醫學界對精神官能症的“致病體質”問題還是說不清楚，因此，本書在解說時，對體質因素只是點到為止，而著重於心理因素的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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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新娘（1）
當丈夫醒來時，發現身邊的妻子四肢僵直、嘴巴張開、舌頭外吐。他嚇了一大跳，還以為她死了，但摸摸她的身體，卻還是溫的……
一個不久前才快快樂樂結婚的年輕女士，在新婚燕爾期間，就讓丈夫產生很大的困擾。因為有一天早上，當丈夫醒來時，發現身邊的妻子四肢僵直、嘴巴張開、舌頭外吐。他嚇了一大跳，還以為她死了，但摸摸她的身體，卻還是溫的，於是他猛力搖晃妻子，好一會兒，她才如從大夢中醒轉過來般，恢復神智，而剛剛的恐怖症狀也一下子消失得無影無蹤。
這種情形不止發生過一次。對此一“挺屍現象”，丈夫由驚愕而好奇，忍不住追問她。在丈夫的追問下，她才支吾地說從少女時代起，就偶爾會在早上出現這種現象（當然，是家人發現而告訴她的），有時在白天清醒的時刻也會如此，但情況並不嚴重。如今既然被丈夫看到了這種恐怖的醜態，她也無法隱瞞，但她完全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有這種怪毛病。
丈夫憐惜地看著這位既親密又陌生的新婚妻子，在責任感或者說是好奇心的驅使下，他帶妻子去找弗洛伊德醫師，尋求治療。
弗洛伊德認為這位新娘子的症狀可能跟心理因素有關。但在用催眠術將她催眠後，卻無法獲得相關資料。於是他改用另一種集中注意力的方法，要病人閉上眼睛，告訴她，當他將手按在她的額頭上時，她將“看”到造成今日這種症狀的童年相關經歷（其實，這也是一種催眠暗示）。病人顯得相當安靜而合作，當弗洛伊德將手按住她的額頭時，病人即進入一種恍惚迷離的狀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