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郭德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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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劇場裡面好好說相聲，還去埋怨人家電視，這是不對的。我們還有一批演員，就是我稱之為奴才的人，他活著的目的，不是為了說相聲如何如何，他只是希望透過相聲來給他帶來榮華富貴，那麼怎麼辦呢，他必須要上電視，在劇場裡他沒法把握，唯獨電視是可以把握的，想讓你火就火想讓你不火就不火，哪怕你說的什麼都不是，那後期再給你做上去，掌聲、笑聲，那感覺一樣很精彩。我們很多演員就看到了這點，我不行沒關係，電視能幫我實現。電視臺為了自己的節目好看，他也得幫他做。

那演員要做的無非就是如何說服這個導演，讓他來幫著做這些東西，如何能用自己。這就是一種奴才的心態。我們有一批導演很外行，外行得令人髮指。我們很多演員明知道他說的屁話，但是為了能錄節目，還是什麼都搭進去。尤其是相聲界的人，都是很賤的。為什麼唱歌的掙錢永遠要比說相聲的掙錢來得快？導演去找張三這個歌星，問你演出多少錢？哦，要十萬。哎你這太貴了，那去找李四。張三就告訴你，你找他他更貴啊。他要五十萬呢！他們都是互相抬。唯獨在相聲演員這裡，是互相往下拉。導演去找人說相聲，你去幹嗎？我去找張三說相聲。多少錢？五百。那你找我吧，我只要三百。這是一種畸型的病態心理。

我們透過電視讓觀眾認識了我們，但我們不能昧著心去電視上做節目說相聲，你得有一個原則。因為我和于謙，在北京臺也好，在中央臺也好，都錄過節目。我們所錄的這些節目，首先要強調我們是否過得去，觀眾會不會高興，觀眾愛不愛看，喜不喜歡這些。錄完之後感覺觀眾不喜歡，那就別播出了。我們很多演員把電視只是單純地看成了廣告，我在電視上錄一個節目，十五分鐘，就是十五分鐘的大廣告，觀眾知道了我。但這十五分鐘換來的，可能是觀眾的罵。這可能也是我和很多人有分歧的地方。所以再次重聲，我沒有說過電視不能上相聲。我只是說相聲更適合在劇場，如此而已。電視也不是不能上，有分寸地上，有選擇的上，包括你上什麼節目，這些都是要進行斟酌的，要有分寸。

上不上春晚

說起一年一度的電視春節聯歡晚會，那話就長了。我們都是看著春晚長大的。當年每當年三十，等著看春晚，那是件很興奮的事情，哎呀，春節晚會了，當時真是能從頭看到尾，一個節目不拉。一家老小包著餃子其樂融融。少看一兩個節目，到初一初二再補回來。大年初一孩子們就可以學其中的一些經典的段子。所以我們要承認春晚的魅力無限，也有大批的演員透過春晚一炮走紅，成為了大家。這些都是事實。

但是我們也瞭解到，這東西越做要求就越精，人們的口味也越來越刁，很難說每年都達到人們的要求，這是實話。我們別說每年有好多人罵春晚怎麼怎麼不好，但真要把節目放在那，讓罵的人去做，他也搞不好。這是個眾口難調的道理。我們不能單純地去埋怨人家如何如何不好，這不公允。

每年春晚的導演不一樣，創作者不一樣，影響整個晚會的口味。可能這個導演比較偏好語言類節目，那麼可能今年小品相聲好一點。那個導演對歌舞感興趣，那明年可能歌舞類節目要多一些。

對於我來說，如果十幾年前的時候，我真是對春晚充滿了憧憬。當時演員唯一的出路，可能就是春晚，你熬多少年不如人家春晚上一節目，一下走紅了。包括我，包括于謙，我們這批演員哪個對春晚不是充滿過由衷的期待。要是能上春晚，那可是身份的象徵，了不起。這是實話，我們也不是一味地要把春晚打死。

到今天來講，我們在尊重春晚的前提下，也要設身處地地考慮一下現實情況。郭德綱于謙我們逐漸摸索了自己的演出道路，我們可能覺得劇場相聲更適合我們。第一時間上放得開，第二表演的框架也鬆一些，包括節目語言，部分包袱，受的限制要少一些。我們設身處地去想一下，站在春晚那舞臺上，那面對的不是三百多號觀眾，面向的是全世界的觀眾。有很多話都有個合適不合適，這個是沒有錯的。我要是做這個編導，我也會這麼謹慎。這個不能說那個不能說，但是那樣可能對我們的表演就會傷一些經脈，所以到今天我們都很謹慎。

雖然到目前為止我們都沒接到春晚的任何一個電話或是書面邀請，但是我們自己也達成一個共識，春晚是件好事情。活是個好活，但不是個好乾的活。我們也都知道，透過春晚，演員又能上一個檔次。但是也有很多演員是因為春晚被捱了一年的罵。

我和于謙倆個走到今天是透過在劇場裡面一步一步苦熬，如果說借春晚這一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