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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問。
“說我是暗娼……”許瓊全身抖了一下，眼淚滾了出來。
“要證據呀！”
她用手背抹了抹眼淚，說：“他們做了假材料，朝我身上撥髒水。朱譽群也倒打一耙，說我去勾引他，為了加工資、得獎金和到日本探親。”
“你的物證可以說話呀！”仲秋顯得一點急憤了。
“他們說，那內褲是我自己撕爛的……”
仲秋搶過話頭：“那褲子上的……”
許群微微低下頭，臉上泛起一絲淡淡的紅：“說是我與別的男人的……”
“叫他們去化驗，看是朱譽群的還是別人的，不是一下就可以說明白了嗎？”
“他們說，找不到了。”
一個弱女子，沒有了可以證明自己清白的物證，面對朱譽群的強大的關係網，面對代表國家的專政機關，孤立無援，在那個時期，其結局可想而知。仲秋看見弱不禁風的許瓊一直站在門外的過道上，真想讓她進去坐著談，話到嘴邊，又被理智或者叫世故擋了回去。她現在是這種身份，家裡又沒有另外的人，萬一……以後，他可說不清楚。
幾個新聞界的老前輩告誡過他：“你既然選擇了這個職業，特別是要講真話，要敢於碰硬，要批評報道，那麼你就要學會保護自己，不要讓自己輕易受傷。被批評的人是會想盡千方百計來為自己辯護，來搞你，甚至不惜動用一級或幾級組織來和你鬥。”這些年，仲秋一直把它牢記於心，隨時受用。他狠了狠心，讓她繼續在門外站著。這是他當記者以來，破天荒的第一次對採訪物件的不禮貌。
他把信摺好，放進信封裡，轉換了話題：“你到哪些地方去反映過？”
“能去的都去了。”說著，她從提包裡取出一疊厚厚的材料，遞給他，“後來，在別人的推薦下我才去找到了熊總。他和他的幾個代表很熱心，但是……他說，他們碰了軟釘子。惟一的辦法就是透過輿論來呼籲了。所以就叫我來找你。”
仲秋用上牙輕輕地咬著下唇，一時沒吭聲。如果許瓊說的是真的，那麼這個看似簡單的案子，實則很複雜，要不，她告了這幾年，又加上熊總等全國人大代表的呼籲，都沒有弄翻過來？當年憑人證、單位的材料抓她、判刑的辦案人員，有的可能升遷了，有的可能調動了，有的可能退休了，現在再組織複查還不是要找這些人？即使許瓊是冤枉的，又有誰願檢討過去，說自己錯了？有良心發現者也寧願在內心反省，而不願公開，因為這要牽一髮動全身呀！何況許瓊的材料不過硬，沒有物證、沒有人證！明知朱譽群搞的是假材料，那幾個他的心腹作的是假證，但你怎麼推翻？除非他們站出來否定自己！這不可能。
仲秋急速地思考了一番，覺得面前的這個女人走的是一條沒有盡頭的路，他想給她指出來，又覺得不妥。多少人都是靠著希望在努力地活著。如果你像個先知先覺者般告訴了他們的未來，人家是不會感謝你的。儘管你可以給他節約時間、省去不少的金錢……看許瓊那柔弱而堅定的樣子，翻案，還自己的清白，就是她現在活著的目的。
面對這個從苦難中跋涉過來的女人，仲秋真不忍心拒絕她，但自己畢竟不是萬能的啊！這事就發生在本市，一個市裡管著的報紙的記者，對這件案子能有多大能耐？就作算有人民日報、新華社記者那樣大的能耐，但這事從何下手？找朱譽群，他一定還會加油添醋地說一些不利於許瓊的話，即使不，他也不會說“過去是我們冤枉了她”這句話；找公安，人家會拿出材料說“這是根據他們公司的舉報才抓的”；找檢察院、法院，人家會抱出厚厚的案卷讓你看，一步步都是以事實為依據，法律為準繩進行辦理的。真是“野貓咬牛，無從下手”！
仲秋翻著材料，說：“許瓊，你這事……”
“我只有求你幫忙了。”許瓊深怕仲秋把話說死，趕緊搶過去：“你行！你是大記者。熊總他們都說，只要你一呼籲就好辦了。
仲秋苦笑了一下，什麼也沒有說。這個已經跡近絕望的女人把自己當成了救命的稻草，他能說“我只是稻草，救不了命”嗎？他無奈地合上材料，聲音顯得很沒有底氣：“好吧。我盡力而為。”
轉眼之間，許瓊好像變得年輕了許多，枯瘦的臉上也出現了笑容：“仲記者，我謝謝你了。”
“你還可以去找一下人民日報記者站、新華社記者站的記者，向他們反映。他們比我強。”
他看見許瓊一副不解的樣子，又補充了兩句，“你想，市裡的工作搞不好，他們可以批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