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頰凹陷，因而更顯得顴骨凸出，嘴巴也被凹下的臉頰擠得有點尖，薄而小的雙唇沒有一絲血色，兩眼大而無神，兩個眼泡發青，一管挺直的鼻子只有一張皮包著，額上趴著一根根零亂的皺紋，面板蠟黃得猶如才塗了一層菜油。皮包骨頭的左手提著一個破舊的黑色塑膠包。仲秋心裡暗想：這是個什麼人？是從垃圾堆裡走出來的還是從地獄裡爬出來的？打從當記者起，他和各種人都打過交道，可是還沒有面對過這樣的人！她是幹什麼的？……一個個問號在他腦子裡轉。
“你是仲記者？”女人先發問了。
仲秋從問號中脫身出來，問道：“你有什麼事？”
“我，”女人抖抖索索地從塑膠包裡摸出一個信封，遞向仲秋，“這是熊總寫給你的信。”
仲秋一時懵了：“哪個熊總？”
“龍山機器廠的總工程師熊為人，是全國人大代表。他說他認識你，說你是個敢說真話的大記者。”
一個他並不認識的全國人大代表、總工程師對自己有這番評價，仲秋心裡有一份滿足。一個記者不管你在單位上怎麼樣，只要社會承認你，讀者給你好的評價，你就應該滿足，你就沒有白過人生。仲秋接過信，取出信紙，很快看起來：我是龍山機器廠的熊為人、全國人大代表。你可能不認識我，但我認識你，你的
文章我幾乎篇篇都讀過。那次，你到我們廠來採訪，為廠的二期工程上馬被人為阻礙
呼籲，得到市領導高度重視，很快解決了。我們全廠都很感謝你。你是一個敢講真話。敢與邪惡作鬥爭的記者。因此，我將這個受苦受難的女人介紹給你，請你給她呼籲、伸冤。
她叫許瓊，原在市通聯公司財務處工作。是文革結束後財經大學畢業的高材生。
一九八三年五月的一個星期六晚上，她按照安排到公司值班。半夜，被早已打好主意
的公司經理朱譽群強殲。第二天，她去派出所報了案。過後幾天，公安人員找了她，也找了朱譽群。以後就沒有下文。她去催，派出所說已移交上級部門。她又去找市婦聯，婦聯的同志很熱情，八方為她奔走，而且直接找了檢察院。後來，市檢察院的同志還來找過她，反覆訊問了有關情況，還將她儲存的最好的物證——被朱譽群撕爛了的內褲（那上面還有朱譽群的精液）——交給了來人。三個多月過去了，仍然沒有下文。朱譽群照當經理和黨委書記，每天照樣趾高氣揚。奇怪的是“七·一”那天，他還被授予市先進共產黨員。她多次去問，得到的答覆都是“你不要急，我們還在調查瞭解，我們不會冤枉一個好人，也絕不放過一個壞人”。
她的丈夫在日本留學，這件事她不敢告訴他，只有自己默默地承受。朱譽群找過她，要她不要再告，說：“你只要不再反映。我們一切好說。給你加兩級工資，給一大筆獎金，要不，讓你去日本探半年親，等等。否則，有你的好戲看。”她不相信，她要鬥到底。現在畢竟不是文化大革命時期了。自己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要用法律來捍衛自己、捍衛自己的尊嚴。
她想得太簡單了。一張罪惡的網已經向她撒來，一個挖好的陷阱已經移到了她的腳下。那年秋天開始的“嚴打鬥爭”將她作為暗娼抓了進去。她一再反映、申訴，但有好幾個證人的證詞，特別是蓋有公司大印的《關於許瓊賣淫事實的說明》的揭發材料，更不容她反駁了。不信組織的信誰的？許瓊被判刑四年，送到監獄服刑。遠在日本的丈夫得知這事後，二話沒說，提出了離婚。
許瓊服刑滿後，回到了這個生養她的城市，發誓要告倒朱譽群，要洗清自己的冤屈，開始四處告狀。但收效甚微。最後找到了我和另幾個人大代表。我們聯名寫了議案。全國人大很關心，將議案的有關內容轉給了市裡。市裡也作了調查，回覆還是和過去差不多。也就是說，她翻不了她的冤案。
無奈，我們就只好讓她來找你，用你這支如椽大筆，為這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弱女子伸張大義！
仲秋看完信，又打量起面前的這個女人，心裡有點亂。她的遭遇真如熊總寫的這樣嗎？作為一個記者，可不能只聽一面之詞。但是，眼前的這個女人已被歲月的滄桑折磨成了這副模樣，看她的五官、她的身板，原本是一個美人兒啊！同情之心油然而生：“當初，為什麼沒有告倒朱譽群？”
女人嘆了一口氣，說：“他的關係網太大。公安、檢察院和婦聯開始都為我說話，也叫我寫了不少材料，還提供了物證。以後就不了了之。然後就把我抓起來了。”
“什麼理由？”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