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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現在的服務員工作更有發展前途。
月底，我義無返顧地炒了老闆的魷魚。老闆以加薪的誘惑挽留我，他以為二十塊錢可以買動我卑微的尊嚴，他錯了。
好在我決定辭工之前，已經在附近的村子裡物色到一戶農家廢棄的廚房，主人家新蓋了樓房，舊房子遺留了下來，以低廉的價格租給民工們住。我找過去的時候，只剩下那間拆掉灶臺的廚房了，大約八平米，單獨開門，房東以每月十五元的價格租給了我。並給了我一條竹床和一床破棉絮，這就是我到上海的第一個“家”。廚房離主屋有七八米的距離，隱身在一片小樹林裡，白天看起來很清靜，晚上就覺得陰森可怕了。第一晚我沒睡著，躺在床上才發現抬頭可以看見外面的星光。
不知道那個小樹林裡隱藏著哪些喜歡夜間活動的小動物，它們一直在我的窗前門後弄出令人心頭髮毛的聲響。我忽然覺得自己就像個無家可歸的小動物，在別人熟睡的時候還睜眼想著明天的生活該往哪個方向走，這樣想著，鼻子就酸了起來……
大川得知我辭工之後，也焦急起來，再一次發動所有同事朋友幫我找工作。不久，他的領導行政科的陳科長說，月浦鎮有家服裝廠正在招工，他讓我去找一位姓潘的女副廠長，面試一下。我對如此七彎八繞的關係不太抱有希望，也不太相信好運會如此輕易地降臨到我的身邊。但還是去了。
但令我驚喜的是，這次面試卻無比順利。那是1990年5月21日，一個扭轉我命運的日子。我來到了月浦服裝廠，我直接來到廠長辦公室，找潘祥芬副廠長。潘廠長是個親切溫和的中年婦女，她問我的年齡、學歷和會不會縫紉。我如實說了年齡，因為有身份證作證。但在說到我的學歷時，我耍了個小小的花招，我說我讀到高中一年級，因為沒畢業，所以畢業證也沒有。至於縫紉，我說我在家學過縫紉，會踩縫紉機。我說我還學過縫紉繡花。潘廠長上下打量著我，眼神裡有種滿意的表情。果然，她當場就說：“明天你就來上班吧，試用期一個月。”
那時候，正是這家服裝廠蒸蒸日上的時候，四個車間佈滿工人。除了小組組長、車間主任、質檢員、後勤部門和廠領導都是上海人之外，分佈在流水線上的全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外來妹。據說即將與日本合資，所以才繼續擴招流水線女工。與我同批被錄用的三十多名女工在接受一週的培訓後，將會成立一個新車間。能在一家正規的服裝廠上班，這是農村女孩子夢寐以求的。上班第一天，我就把這份工作當成了永恆的飯碗。那時很天真，以為只要抓住了一個工作機遇，就會一生無憂。
如今想來，如果沒有月浦服裝廠，我在上海的打工經歷將是一片蒼白。正如我若沒有山上的砸石頭經歷，我的少年時光將沒有任何意義一樣。在服裝廠的七年時光，是我的人生徹底脫胎換骨，一個必不可少的過程。
正如世界上沒有一條現成的坦途，生活中也沒有絕對的順利一樣——當我第二天正式踏進月浦服裝廠的大門，開始我的縫紉女工生涯時，我充分領悟了這句話真正的含義。
上班第一天，我才明白，這份在我看來如此適合女孩子做的工作其實包含無數看不見的艱辛和勞苦。我們這些學徒工進廠伊始，首先面對的就是要學會踩平縫高速縫紉機。但那種透過電壓產生動力的機器並不容易控制，雖然看起來十分簡單——腳尖一點踏板，它就呼呼飛轉；腳跟一睬踏板，它就停下來。但是，在它飛轉的時候，還要手上配合著縫紉，如果配合不默契，飛速縫紉著的針就有可能將你的手指紮成馬蜂窩。
剛到服裝廠，對服裝一竅不通的我和其他外來妹沒少挨師傅的責罵，負責培訓我們這些新員工的師傅是個胖胖的上海男人，姓潘，我們都叫他潘師傅。也許是身為上海人的優越感使他對我們這些外來妹們充滿鄙視。他對我們常常沒有好臉色，一點小錯就被罵個狗血淋頭。每個外來妹聽到他訓話，個個都噤若寒蟬。
到廠裡的第七天，潘師傅讓我們每人縫一條童短褲，以檢測我們的“技術”。可我不小心把前後襠縫錯了，潘師傅拎起我的“作品”，胖胖的臉上擠滿嘲諷：“儂穿褲子是不是也不分前後？外地人就是笨……”全車間工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的臉上，我的臉在剎那間火辣辣起來，受辱的感覺燒灼著我的心胸。我想哭，也想反唇相譏，但我沒有勇氣。
最後我什麼也沒表示，只默默拆了褲片，重新縫紉。但心裡卻在咬牙切齒：“總有一天，我也會做師傅的，要讓你也聽我的！”出人頭地的念頭從我的每根頭髮絲裡冒了起來。
可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