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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教育的人，弄到箇中學校長乾乾並不是難事（我父親就是一例）。即使做中學教員，生活的優裕也遠非今天所能比，錢穆做中學教員時代的薪水，已不是今天的中學教員所能想像。在整天想盡辦法為衣食奔走的清苦主活裡，我們不能苛求為什麼今天的中學教員不能進修、程度低落。何況一個青年人，大學畢業出來，找個中學教員也非易事（我個人就是碰壁的一個），運氣或關係好的找到了，哪裡還敢不在“教學進度表”下誠惶誠恐的幫忙執行制式教育？哪裡還談到什麼學術研究？偶爾有力爭上游的人；能出境的要為一日三餐出賣廉價勞力，仰洋人鼻息、度苦悶歲月；不能出境的擠進高等學術機構，每月靜候救濟金式的補助，恭恭敬敬小小心心的在老前輩集體領導下做小學者，甚至參與“學界分贓”，逃避現實，等待升遷，可是他們能等到什麼時候？在老不倦勤的“照顧”之下，他們一點也沒有施展的法子！
以上舉的例，只不過是青年人中在知識上智慧上比較優異的，而他們的前程就已如此膠著、如此晦暗，其他更廣大的一群的彷徨與苦悶，自然更別提了！
從我十四歲到臺灣開始，我親身在這種世風、學風與文風裡長大，並且親眼看到這一代的兒童、少年與青年如何在長大，在惡補化的小學教育裡、在模子化的中學教育裡、在毫無性靈的大學教育裡、在一窩蜂的留學考試裡，我依稀看到這是一個悲劇的起點，一個惡果的下種。這個悲劇和惡果也許必須在這一代“當家”的時候，才能明顯的看出來。我們的上一代承受了老祖宗們留給他們的悲劇的惡果，現在我們又要承受上一代，眼睜睜地靜候他們的導演和耕耘。十三年來，我對上一代的所作所為已經膚嘗身受，我要但白說，我失望透頂！
在《老年人和棒子》裡，我爆發了我的忍耐，對上一代，我提出了三點疑慮：
第一、從感覺上面說，老年人肯不肯支出這一棒？
第二、從技巧上面說，老年人會不會支出這一棒？
第三、從棒本身來說，老年人交出來的是一支什麼棒？我擔心的是，老年人不但不肯把棒支出來，反倒可能在青年人頭上打一棒！
這些疑慮對我說來，不但完全應驗，並且更有“親切感”——在我繼續寫文章的時候，各種號碼的棒子就紛紛朝我頭上打來！
第一號棒子打過來的是某國立大學文學院院長所聲言的：“李敖罵我們不交棒子！其實李敖有什麼東西？我們要交，也不交給李敖！”這話由朋友轉述給我，我聽了，忍不住好笑，我說：“交棒子的意思是上一輩退位，這一代抬頭，豈是狹義的給我李敖一杯羹？我李敖也許如他所說一無所有，如果有，那我唯一的東西就是證明他們的東西不是東西！也許我可以用莎士比亞Othello裡那句I am nothing if not critical來罵我自己吧！”
三個月後，我的一段話最能道出我這點微意。
我從來不敢說我的文章是“學術性”的，我也從來不敢說我講的是“中外君子標準的詞令”。我寫文章的目的之一是想告訴人們：那些有赫赫之名的“學術與政治之間”的人物和他們那些一洋洋就數萬言的大文章，似乎也非學術性和君子級。他們只是使一些淺人們以為他們那樣的“文字”才是“學術”、他們那樣的“詞令”才是“君子”。從而屍居大專教席，把持君子標準，裝模做樣的教訓年輕人，這種偽善我看得大多了，也實在看不慣了。因此我要寫些文章去撕破他們的醜臉，告訴他們李敖因非似“學者”、“君子”，閣下亦不類“君子”、“學者”，還是請下臺來，給學術寶座、君子神龕留塊淨土吧！
這段話看來雖然不太斯文，但卻真是實情。我最討厭裝模做樣，如果在“偽君子”和“真小人”之間必須選擇一個，我會毫不猶豫的選擇後者。這種性格使我在許多事情上表現得“一馬當先”——當先去做“壞人”。最顯著的一個例子是我二十歲時父親的去世。我父親死後，按照傳統，要燒紙、誦經、拿哭喪棒彎下腰來裝孝子，可是我不肯這樣為“弔者大悅”去做“偽君子”，我的喪禮改革在二千人的送葬場面前捱了臭罵，可是我不在乎——我是“真小人”！
可是，在咱們這個偽善的社會，做“真小人”也良非易事。在“偽君子”的眼中，“真小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他們覺得，這個“真小人”的人並不小，他後面一定有後臺大老闆。於是，他們開始猜。
最先猜是胡適，後來覺得不像是胡適，乃是胡適的第二代，是胡適的學生姚從吾；後來又不是姚從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