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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架子也沒有，叔長叔短地叫。在我看來米達文並不像我們這些人誠實直爽。”
張問天停了停又說：“李二川他們剛吃過飯，天南葡萄酒廠的下崗職工不知咋知道米達文在招待所吃飯，來了四五百人把大門堵住了，有人還在那裡罵娘，說‘當官的一桌酒席花幾千，下崗職工沒人管，毛主席你快睜睜眼。’真有意思，李二川他們都為米達文感到羞愧，而他卻像沒事人一樣。分別時米達文不敢從正門走，像賊一樣從後門溜了，臨走時丟下一句話，說能幫忙就儘量幫忙，可惜連你的名字也沒有記一下。他的秘書坐車從正門走，走到門口就被告狀的群眾攔住車，從車上拽下來和他論理，他急忙亮明瞭身份。群眾知道秘書不當家就放秘書走了，還傻乎乎地在等米達文，他們真是對當官的抱希望太大了。”
王步凡聽了張問天的話心一下子掉進了冰窟窿裡，希望也大打折扣，他覺得米達文的話等於和沒說差不多，這一次去找他也不一定會有好的結果。心情一變，車窗外的景物也都陰暗起來，雨霧中的白楊和垂柳也是死氣沉沉的樣子，就像一個剛死了丈夫的女人那樣憔悴哀傷。
王明道卻滿有信心，他知道當官的說話總是留有餘地的，哪會像老百姓那樣一拍胸脯說這事包在我身上啦！他認為米達文說出這樣的話很正常，對這次天野之行仍充滿信心。
王步凡從接觸的那天起就覺得張問天的感情一直是壓抑的，覺得他這一輩子肯定過得也不順利，就岔開話題與張問天拉些家常。他問張問天這些年的經歷，張問天就開啟了話匣子，但話是對著王步凡的父親王明道說的：“那天見王老師時，因為有正事我也沒細說，我是四五年日本投降後考上西南軍政大學的，畢業時國民黨已經被共產黨打敗逃到了臺灣，共產黨收容了我們那些學生，經過審查也都沒啥歷史問題，就分配到各條戰線上參加了工作，其實許多學生在學校時已經加入了共產黨，是黨員的都得到了重用。我不是黨員，被分配到水利部門去工作。五零年冬天傅作義來咱河東省考察水利工作，我就是五人考察小組成員之一，傅作義曾對我說將來河東省的水利工作就交給我去辦，言外之意咱省的水利工作準備讓我負責。後來一念之差誤了終生。我在外學習工作四年了，加上解放戰爭期間形勢多變，與家中音訊隔斷，既然到了家鄉，一心想著回家看看父母，結果一回家就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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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節：第一章雄關漫道真如鐵（16）
“日本投降後我二叔當了國民黨的區長，四七年他殺害過三名地下共產黨員，解放後我二叔被鎮壓了。我回家之後，當晚就被那時的村幹部抓起來了，說我是反革命分子家屬，要向我討還血債，決不能讓我混進革命隊伍中去。第二天就把我送到縣裡審問。其實縣裡根本不問青紅皂白，就給我戴了一頂歷史反革命分子帽子，一戴就是幾十年。在那幾十年裡，每次運動都挨批鬥，六零年生活緊張時差點把我餓死。七九年開始落實政策時天野還是地委，我找到天野地委書記邊際求他幫忙，他說我的事不歸地區管，我的同學井然是省人事廳廳長，讓我去找井然。邊際贈給我一些路費，我就到了省城。找到井然後，井然說這事比較難辦，因為我那時的工作單位不在省裡在水利部，應該到中央去找人。落實政策必須由原單位落實，其他地方沒法落實。我說要是傅作義活著還好說，他已經死了讓我找誰去？井然告訴我，我們有同學已經在中央當了領導，對老同學老同事很關照。他給那位領導寫了一封信說明我的情況，讓我直接去北京找，讓水利部落實我的工作問題。我就懷揣著井然的信進京了，又透過工作人員把信遞到那位領導辦公室，之後秘書安排我在招待所裡等候。他說領導很忙，一有空就會來接見我。我只好住下耐心地等待。
“我等了一星期，星期天晚上剛睡下，服務員來敲門通知我，說十點鐘首長來見我。我急忙穿好衣服心情很緊張地等著。十點鐘領導來了，幾十年不見彼此都不認識了，我一說名字領導還有印象。因為事先井然在信中已經說明我蒙冤幾十年的情況，領導首先表示同情，然後問我是想在北京工作還是想回老家工作。我說老婆死了，兒子一個人在老家，還是回老家吧。他說他已經讓秘書到水利部落實了我的情況，那裡只有我的名字沒有聯絡地址，因此水利部在落實政策時一直沒法和我聯絡。領導讓水利部已經出具了落實政策的證明材料，他又給我寫了封信，讓河東省統戰部安排我的工作。臨走時他說材料郵寄太慢，也容易丟失，讓我還是自己帶上為好，不過路上要小心，別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