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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過道和一樓大廳中也圍滿了採訪的記者。
我、副總經理陳祖望和鬱亮出場。
我先將公司情況做簡要陳述，然後展開反擊。
“萬科對君安在多份報刊上刊登《告股東書》和《改革倡議》的做法有很多疑點。新一代企業在30日已經退出聯盟，31日又發表了取消授權君安作為財務公司的宣告；海南證券也從沒有書面正式委託君安作為財務顧問進行此類活動。
……萬科董事會只有14名成員，而倡議中同時推舉8～10名董事，顯然此舉是希望耗費最小的代價全面接管萬科。
君安的倡議書儘管從格式和方法上具有專業水準，但具體內容中不實之處頗多，如上海萬科城市花園的規劃問題，僅僅是重複公司一位員工的意見。作為一個專業的財務報告，其分析立論僅僅出於一個萬科內部員工對公司提出意見的水平，其製作者從職業道德和專業水平都有經不起推敲之處。
……房地產開發是萬科的主要業務。1993年萬科房地產專案無論是開工還是竣工數量都是歷史最高紀錄，今後5年，房地產仍是萬科的主導業務。股權投資方面萬 科投入總額計有億多元，已經回籠9 540餘萬元，現在仍被佔用的資金不足4 000萬元，投資的27家公司中，已經有9家在深滬兩地上市，在目前已經公佈的12家控股公司的1993年分紅方案中，萬科現金息收入452萬元。”
陳祖望隨後出示了經深圳證券交易所豁免責任得以公佈的財務狀況，表明萬科去年在宏觀調控狀況下仍超額完成利潤，總資產從1992年底的億元發展到現在的21億元，淨資產值、股東權益也有一倍以上的增長。
會上，我們又明確表示，已經在今日停牌基礎上向深交所申請明日繼續停牌。
下午3點，新一代企業有限公司在陽光酒店舉行新聞釋出會。
我坐在張西甫身邊出席。
西甫發言，解釋新一代授權君安為財務顧問而後取消的始末，隨後授權我代表新一代擔任這次新聞釋出會的發言人。
張西甫離開前表示，新一代曾經在3月28日委託君安證券為該公司財務顧問，由於對證券及公司內部認識不夠專業化，才做出了授權委託，委託有效期為今年3月到9月。
深圳的記者既興奮又迷惑：君安和萬科之間存在的矛盾究竟是什麼？君安倡議書是如何擬定的？新一代昨天還聯合宣告改組萬科，報紙上的告股東書也有新一代的名字，今天又委託王石宣告退出？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心裡非常清楚，君安還掌握著殺手鐧，新一代委託給君安發言的的股權仍是一個無法繞過去的檻兒。中創公司已經退出，君安手中的股票加上新一代還湊不到10％，不具備法定發起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的權利，海南證券的股權成為關鍵；還有，市政府投資管理公司掌握的2％國有股已經浮出水面，亦成為爭奪的焦點。這些，我和張國慶都很清楚對方會打什麼牌，只是媒體的老記們如墮五里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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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萬之爭：較量之三（上）
4月1日，星期五。
鬱亮飛往海南島，尋求海南證券老總文哲的支援。同機前往的還有君安常務副總張漢生，他同樣衝著這生死攸關的。
文哲是人際關係高手，仍然兩邊不得罪：既不書面授權君安，亦不宣佈同君安沒有關係。在鬱亮的勸說下，文哲明確：君安不得再借用海南證券的名義反對萬科。
萬科向深交所再次遞交報告，申請星期六繼續停牌。後天是星期天，交易所休息。這樣長的時間，市場應該已經消化君安動議的衝擊。
深交所表示為難。遠在美國公務的深交所總裁夏斌責令星期六（只有半天交易時間）一定要萬科復牌。
我打通美國的電話，彼岸還是半夜。我向夏斌申訴繼續停牌的理由：“有建老鼠倉的證據，如果復牌股市出現異動，出現矇蔽小股東事情，他們的利益受到損害誰負責？”
彼岸的夏斌仍堅持萬科股票必須4月2日復牌。沒得商量。
放下電話，我立即打電話給海南島的鬱亮，讓他直飛北京中國證監會。
當天下午，我趕到投資大廈，直奔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寬敞的總裁辦公室，尋求2％國家股的支援。
夏德明總裁對我認真地解釋：“君安的張國慶找到了德成（注：李德成，時任投資管理公司董事長），尋求支援股票市場的制度創新；你王石也來尋求支援。也弄不清什麼關係，我們誰也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