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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平、上杭、連城六縣。到至大元年、二年。又增加賞賜，並對其五戶絲、金鈔等賞賜的數目。以“丙申歲，就是1236年，所賜濟寧路之三萬戶，至元十八年所賜汀州路之四萬戶，絲以斤計者，歲二千二百有奇。鈔以錠計者，歲一千六百有奇”。
這種毫無節制的濫賞，不僅加重了朝廷的負擔，加劇了皇親國戚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更致命的是，由於皇帝和貴族的奢侈腐化，地方各級政府和官吏紛紛效仿。
此外。元朝統治階級多崇信喇嘛教，每年用於佛事的費用。其數目之大，為前朝所不及，如元成宗大德七年，鄭介夫在其《僧道》目中稱“今國家財賦，半入西番,紅帽禪衣者，便公然出入宮禁。舉朝相尚，莫不傾資以奉之，此皆庸僧作此妖妄,非佛之真心本性也”。到武宗年間更是有增無減。“國家經費,三分為率，僧居二焉”。僅延五年各寺所作佛事“雖官俸兵餉不及也”，其“土木之費,雖離宮別館不過也”，各寺院“財產之富,雖藩王國戚不及也”。
再者,軍隊是國家戰鬥力的象徵,是國家強弱的標誌,蒙古族因善戰而“馬上得天下”後,隨著國家的日漸鞏固,統治集團的奢侈享受,軍隊也逐漸喪失了戰鬥力,到武宗(1308~1311年)時已是“將驕卒惰,帥領不得其人,軍馬安置不當”,主要是因為這些將帥多為累世承襲,覆軍之將,怯懦之將、貪婪之將,“諸將沿祿,軍事多失訓練”,以致驕奢淫逸,搶掠民財,軍紀鬆弛和極端敗壞,出現“兵白晝揮刀戟走市,怖人奪資貨,縱火焚廬舍,自郡守以下皆畏噤不敢治。的局面。因而明初有人總結元代軍隊為:“元朝自平南宋之後,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將家之子,累世承襲,驕奢淫佚,自奉而已,至於武事,略之不講,但以飛觴為飛炮,酒令為軍令,肉陣為軍陣,謳歌為凱歌,兵政於是不修也久矣。”
自至順元年(1330年)四月烏撒土官祿餘反叛後,羅羅斯土官宣慰撒加伯、阿漏土官阿剌、裡州土官德益也附於祿餘,紛紛起兵,八番乖西苗阿馬、察伯秩等萬餘人侵擾邊境,羅羅斯土官撒加伯匯合烏蒙土兵萬餘人攻建昌,隊伍迅速壯大。雲南行省右丞躍裡帖木兒率兵進行抵抗。
朝廷詔樞密院調兵討伐,諸王禿剌率萬戶忽都魯沙、怯列、孛羅等,領兵進討禿堅、伯忽,置順元宣撫司,統答剌罕軍徵雲南,人賜鈔五錠,命湖廣行省以鈔五萬錠給雲南軍需。六月,以河南行省平章徹裡鐵木兒為知樞密院事,陝西行省平章探馬赤、近侍教化為同知、副使,徹裡鐵木兒同鎮西武靖王搠思班等由四川,教化與豫王阿剌忒納失裡等由八番分道進軍征討。四川行省左丞孛羅自率蒙古漸丁軍五千討雲南,賜金虎符,以鹽課鈔二十萬錠供雲南軍需。七月,命江浙行省運鈔十萬錠至雲南以增加軍需、四川行省預支至順二年(1331年)茶鹽引,撥鈔八萬錠來增加軍需,還增加驛站璽書、銀字圓符給陝西蒙古都萬戶府,以討雲南。
但諸王禿堅、伯忽等得到彝族土官的支援後,乘勢強攻,祿餘也約烏蒙、東川、茫部,與伯忽弟拜延等兵攻打順元。至順元年閏七月,羅羅斯土官撒加伯及阿陋土官阿剌、裡州土官德益兵八千撤毀棧道,遣把事曹通秘密聯合西番,打算佔據大渡河兵攻打建昌。朝廷深知烏蒙、烏撒、羅羅斯地區毗連西番,彼此利益相關,與碉門安撫司也互為唇齒,樞密院便火速遣使敦促豫王阿納忒剌失裡及行樞密院、四川、雲南行省匯合諸軍分道進討,命四川行省調碉門安撫司軍七百多人,成都、保寧、順慶、廣安軍千餘人,令萬戶周戡統領,直抵羅羅斯界,以防止西番與彝族聯合。
又遣成都、順慶二翼萬戶昝定遠等,以軍五千同邛部知州馬伯所部蠻兵,會周戡主力,從便共同討之。調遣成都沙糖戶二百九十人防遏敘州,還徵調重慶、夔州逃亡軍八百人奔赴成都,鞏昌都總帥府調兵千餘人戍守四川,宣政院督促所屬軍民嚴加守備。九月,又下詔四川鄰境諸王,集部丁壯二千人戍守成都,命河南行省給湖廣行省鈔四千錠為軍需,作為征討雲南的軍需,對討伐雲南的江西、湖廣蒙古軍每人給鈔五錠、陝西蒙古軍每人鈔六錠,以鼓舞士氣。由於元朝調動大量軍隊進行鎮壓,如雲南躍裡鐵木兒兵屯建昌,羅羅斯把事曹通被俘,遭到殺害,使撒加伯、阿里攻建昌受挫。祿餘在進攻周泥驛時,四川行省平章塔出領兵由永寧,左丞孛羅領兵由青山、茫部分道並進,在周泥驛與祿餘等展開激戰,因祿餘勢孤,被斬殺三百餘人,祿餘兵潰散,塔出、孛羅奪取關隘,使順元蒙古諸軍進入雲南。同時也經過短暫的休整,羅羅斯撒加伯、烏撒阿答等乘“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