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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也推動了預備立憲的程序。在政聞社被查封的兩週後即8月27日，憲政編查館資政王大臣奕歆、傅倫等進呈憲法議院選舉各綱要，及議院未開以前逐年應行籌備事宜，隨後奏諭頒發《欽定憲法大綱》。依限舉辦，限九年籌備完成。《欽定憲法大綱》初步確立了三權分立的體制，規定臣民在法律範圍內的各種權利。這是一個二元制君主立憲政體方案，隨後，《諮議局章程》、《議員選舉章程》公佈，規定在其後的兩年內設立諮議局、諮政院。立憲派取得了初步勝利，特別是清政府頒佈的立憲方案基本上都是梁啟超立憲思想的翻版，憲政編查館“重大文牘，大率秘密輾轉，請求梁先生代籌代皰”。
《欽定憲法大綱》頒佈後不久，光緒帝和慈禧太后先後於11月14日、15日崩逝。帝后崩，依遺詔3歲的溥儀繼位，其生父醇親王載灃得以成為監國攝政王，清廷中央發生了重大人事變更。康有為、梁啟超等開始了積極倒袁之事，列舉袁世凱罪狀，上書攝政王，一系列活動將袁世凱逼上了懸崖。最後袁世凱在慶親王奕歆的庇護下，才得以免官回鄉，保全了性命。
慈禧太后的死去，袁世凱的罷黜，自然讓梁啟超振奮不已。他的靈魂開始重新跳躍，伺機重登政治舞臺。此時，社會的震盪以載灃的上臺告一段落，各派都在靜觀時局或者醞釀更大的行動。1909年成為清末社會異常平靜的一年。由於對攝政王載灃抱有幻想，梁啟超一改以前的激進作風，提出了先行地方自治，後再開國會的緩進方案。他對載灃的上臺鼓掌稱頌，歌他“舉止謙遜”，“深沉而有遠略”。
後來梁啟超又上書《上攝政王書》，長達萬言，討論國內時局，提出一些符合實際的施政方略，建議力抓“理財政”，“改官制”，“厲人才”三件大事。他表示朝廷主張先開地方諮議局，後開國會的順序是正確的。“中國之病，不在憲法之未頒，不在國會之未開，而在人才之委靡，人心之破壞。”希望朝廷能採取措施，提高民眾自治能力，以日爾曼俾斯麥之“鐵碗政策”挽救中國於水深火熱之中，實行民主開明政策。
醇親王載灃攝政後，清廷黨禁之議提上日程。梁啟超自認為“中國前途非我歸而執政，莫能振救。然使更遲五年，則雖舉國聽我，亦無能為矣。”希望朝廷能夠解除黨禁，以一展雄圖。同時，許多立憲派人士認為，康梁能夠回國，中國必能再生希望，重振雄風。隨即，潘若海、麥夢華、楊度等在朝廷上下活動，以求開放黨禁，解除康梁身上禁錮。楊度更是以死相諫，“倘啟超被赦之後，或有不利於國之行為，惟乞皇上誅臣”。若是載灃能夠解除黨禁，中國時局必能向著和平穩定發展，可是由於奕歆等權臣的阻擾，梁啟超的一腔熱情硬生生地澆上了一桶冷水，這成為以後思想趨於激進，接二連三發動國會請願運動的原因之一。
黨禁運動，只使清廷開復已故翁常熟，陳寶箴原官了事，“六君子”的撫卹，康有為和梁啟超的赦免問題只能繼續懸留，梁啟超不得不滯留國外，滿腔愛國熱情無處傾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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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掀國會請願高潮
政聞社被解散後，梁啟超失去了自己所依賴的組織力量，這時他一邊以言論號召動員民眾，一邊與徐佛蘇等立憲人士聯絡，爭取諮議局議員席位，以更有效的指導推動請願運動。
1909年各省諮議局如期進行選舉。徐佛蘇在國內進行了頗有力的工作，使得一大批立憲派人士進入各省諮議局，如孫洪伊、湯化龍等。諮議局成立後，立憲派人士擁有了一個合法的組織，他們以民間代表的身份監督政府，倡導憲政，以維護立憲派的利益，諮議局成為立憲派變相的政黨機關。不久，各省諮議局召開第一屆會議，商討組織國會請願同志會，組織代表上京請願，要求速開國會建立責任內閣，以“和平革命”方式來挽救中國時局，掀起國會請願運動高潮。
這時，徐佛蘇作為梁啟超在國內的代表，活躍於各省諮議局之間，從事於請願運動，秉梁啟超之意，他“聯絡諮政院諮議局之各議員，使其一面建議發言，一面運動縮短立憲年限”並準備起身進京主持言論，“齊一國同志思想步驟”。12月，各省代表入京，請願速開國會，朝廷內部也請願聲起，但是清廷仍然沒有理會請願代表，頒佈上諭，仍以九年為期，請願運動無功而返。
1910年，為了適應形勢的需要，梁啟超籌借款項，克服窘困於3月10日在上海創辦《國風報》，成為繼《新民叢報》後立憲派的主要輿論陣地。《國風報》在創刊時在《民報》上這樣刊載了一則廣告，可見其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