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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過於激進，因思想急躁，“匆匆浪戰，既已費財，又必狼狽”。“求急反緩，一誤萬誤再誤”。他們認為，現階段應該從創辦實業，培養人才入手，“以啟發人民民治權力思想，固順導之而以為力”，不能像戊戌變法一樣，“雖有旋乾轉坤之能力，而不能達圓滿之目的。”麥孟華、侯延爽等人強烈反對激進之說。
在封建勢力強盛的國家，實行君主立憲制度走向近代民主政體，必須有一個從低階形態到高階形態發展的過程，就像梁啟超所設想的那樣，由剛從封建君主脫胎出來的皇帝擔任國家元首，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最終確立君主立憲，形成一個對國民負責的國家。而政聞社在剛剛建立之初，就要求“速開國會”，以控制政府顯然是一種過激行為，可是在當時鼓吹“速開國會”，用來抗衡革命派的“排滿共和”口號，是當時社會上的主流心態。由於馬良、梁啟超、徐佛蘇等政聞社領導人主張激進，認為革命共和派的一連串起義，逼得他們不得不設法參議政權，以挽救國家危機。
1908年初，政聞社聯合江浙預備立憲公會，湖南預備立憲公會等立憲團體，組成國會期成會，派遣會員到各地發動請願簽名運動，很快在全國形成了全國性的請願浪潮。7月，預備立憲公會鄭孝胥、張騫、湯壽潛電請速開國會，以二年為限。不久，政聞社打電報給直屬軍機處領導負責推行預備立憲的憲政編查館，要求在3年內召開國會。到了8月，請願運動進一步高漲，各省代表紛紛抵達北京，呈遞請願書，要求立即召開國會，運動形勢的迅猛發展的背後，是清王朝頑固勢力的猛烈進攻。
6、7月間，政聞社社員、法部主事陳景仁電奏請速開國會，攻擊考察憲政大臣于式枚，隨後被革職查辦。成為政聞社被禁的導火索。8月3日，應袁世凱等大臣的請求，慈禧太后釋出上諭：政聞社內多悖逆要犯，廣斂資財，糾結黨類，託名研究時務，陰圖煽亂，擾亂治安。若不嚴行查禁，恐後敗壞大局。著民政部、各省督撫、步軍統領、順天府嚴密查訪，認真禁止，遇有此類社夥，即行嚴拿懲辦，勿稍疏縱，致釀巨患。
陳景仁案發生後，政聞社開始有了解散組織的主張，梁啟超等人商討補救之法，最終卻遭到失敗，沒能阻止悲劇的發生。隨著清廷上諭的頒佈，政聞社結束了他短暫的生命，光緒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申報》刊載查禁政聞社原因說：
七月十七日上諭查禁政聞社，嚴拿社夥，聞其原因系陳景仁等斥革于式枚一電，某邸頗滋不悅，隨分電各省調查該社內容。數日前已得某省電覆，有立社處所甚多，社夥甚眾，且有要犯混跡其中，故當日召見時面奏情形，隨下嚴行禁止，飭屬拿辦之渝。
清廷的嚴厲打擊使得政聞社的生存空間愈來愈狹小，社員中主張解散政聞社的火苗呈愈燃勃發而勢。梁啟超不得不採用妥協措施，“擬解散之公告”，以“形式上之解散”加固“精神上之結合”，為立憲運動儲存實力，以圖後展。
政聞社被迫解散後，梁啟超隱居於“雙濤園”，與海濤共舞，向松濤傾訴，壓力、委屈一股腦地侵襲過來。海浪帶來了清新，松林吸收了苦悶，在美景中游蕩，在西書中翱翔。梁啟超苦苦思索，經濟窘困成為事業發展的瓶頸。清廷阻力令人壓抑，當看到“政府壓抑輿論”為各國憲政萌芽時代的共同特點時，似乎海水運走了煩惱，松柏洗刷了霧氣，梁啟超頓時精神一震，得到了一股強大的力量，他決定在逆流高漲時，埋頭著作，在理論上進一步作好準備，養晦以待時。
此時，梁啟超早已同王桂荃結為百年之好，到 1908年，梁啟超已有三兒二女，家庭日益貧困，僅靠寫作稿費實難以支援，不得不依靠友人救濟。他在給仲弟梁啟勳的書信中說自己“與覺頓在此忍飢相對”，“以從事於著述以療飢”。
讀古人之書，覓哲思之理，頗有所得，邀望窗外白雲，思緒遊弋，怡然自得。思索之餘，梁啟超深感自己“氾濫涉獵，無一專精”，故決心“盡除好博之病”，專攻幾科。其時梁啟超生活貧苦。事業不盡人意，梁啟超認識到經濟的重要，深刻地感到拿破倫“金錢決定戰爭”理念的正確。決定專攻法學與生計學，以適應自己追求民重法治及時勢的需要。隨後梁啟超整理所學之得，著寫了一系列財政經濟論文，如《時政原理》、《論各國干涉中國生計之危機》、《論國民宜亟求財政常識》、《外債評議》等等，逐漸成長為中國財政界的“理財專家”、“扶大廈將傾之棟樑”。
雖然梁啟超等解散政聞社，立憲活動開始陷入低谷，但來勢洶洶的群眾運動和起義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