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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研究也貫穿了此種文化追求。他稱清代考證學為“清學”，並以之比擬西方文藝復興，其目的乃是希望中西文化能夠彼此溝通、中國文化能在溝通與融合中得到淬礪。梁啟超能夠從整體上把握清代學術史並確立了現代學術史研究的典範。他在清代學術史研究上無疑有著獨特的貢獻和重要的地位，儘管梁啟超的清代學術史研究也存在著一些缺失。
關於梁啟超論著《清代學術概論》的原因，他在《自序》中述及著書經過：“吾著此篇之動機有二。其一，胡適語我：晚清‘今文###動’，于思想界影響至大，吾子實躬與其役者，宜有以紀之。其二，蔣方震著《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史》新成，索餘序，吾覺泛泛為一序，無益於其善矣。計不如起吾史中類似之時代相與印證焉，庶可以校彼我之長短而淬厲也，乃與約，作此文以代序，既下筆不能自休，遂成數萬言，篇幅幾與原書埒。天下無此等序文。脫稿後，只得對蔣書宣告獨立矣。”梁啟超想用他自己的文筆來描繪清代學術的繁榮，證明中國有著與西方“文藝復興”“類似之時代”──清代。
梁啟超將考證學視為清代學術的“正統派”，稱之為“清學”，但 “清學”主要體現於戴震一派，“是故惠派可名之曰漢學，戴派則為清學而非漢學”，“正統派之盟主必主推戴震”。他以戴震為代表，歸納並稱讚了戴震的科學精神和學術道德。他說：“此種研究精神，實近世科學賴以成立耳。”他稱讚戴震的治學態度為科學家的態度：“科學之目的，在求定理，然定理必經過假設之階段而後成。初得一義，未敢信為真也，其真之程度，或僅一二分而已。然姑假定以為近真焉，而憑籍之以為研究之點，幾經實驗之結果，浸假而真之程度增至五六分，七八分，卒達於十分，於是認為定理而主張之。其不能至十分者，或仍存為假說以俟後人，或遂自廢棄之也。凡科學家之態度，固當如是也。震之此論，實從甘苦閱歷得來。……‘傳信不傳疑’，又學者社會最主要之道德矣。”
西方的文藝復興除了強調對待科學的態度和方法，更有新思想、新文化的生髮和建設，而清代又如何呢？梁啟超對“清學”的代表人物戴震的哲學思想做了概括，他認為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以“情感哲學”代“理性哲學”，是哲學領域的“新建設”，並評價說“與歐洲文藝復興時代之思潮之本質絕相類。……其哲學之立腳點，真可稱二千年一大翻案。” 1923…1924年梁啟超陸續為戴震二百週年誕辰撰寫了《戴東原生日二百年紀念會緣起》、《戴東原先生傳》、《戴東原哲學》、《戴東原著述纂校書目考》等文章，稱戴震為 “科學界的先驅者”，高度讚揚了他的“情感哲學”，稱他為“哲學界的革命建設家”，把戴震作為中國學術復興的巨人，他認為戴震對於學術界的最大貢獻在於“（一）他的研究法。他所主張的‘去蔽’、‘求是’兩大主義，和近世科學精神一致。……東原可以說是我們‘科學界的先驅者’。（二）他的情感哲學。宋明以來之主觀的理智哲學，到清初而發生大反動，但東原以前大師，所做的不過破壞工夫，卻未能有所新建設，到東原才提出自己獨重情感主義，卓然成一家言，他這項工作，並不為當時人所重視，但我們覺得他的話是在世界哲學史上有價值的，……所以東原可以說是我們‘哲學界的革命建設家’。”
對於梁啟超來說，由於戴震的科學精神和哲學思想都與歐洲文藝復興相類，戴震又是“清學”的代表人物，把“清學”比為中國之文藝復興，清代比為中國文藝復興的時代，也就有了一些依據。
梁啟超對清代學術的研究使他成為了這方面的權威，他對清代學術演進大勢進行了宏觀的把握和對學術代表人物的初步定位。“以復古為解放”極為精煉的語言概括出清代學術思想的本質，把清代學術的流轉演進分為四個時期：啟蒙期、全盛期、蛻分期、衰落期。對清代學術史發展規律的這種總體歸納，將梁啟超把握整體和全域性的獨到眼光表達的淋漓盡致。
同時，梁啟超對《尚書古文疏證》和《易圖明辨》發生了巨大影響的原因進行了闡釋，揭示了吳皖兩派治學方法的不同，探討了校勘學、辨偽學的方法，客觀地總結了清儒在經、史、子、集部所取得的成果，間或插入公允的議論。並基於對清儒輯佚成果的分析，梁啟超進一步形成了評判輯佚書優劣的標準。這些讓梁啟超確立了學術史研究的典範。
然而人非完人，梁啟超還是在一些問題上出現了一些偏失，如割斷了清代學術與宋明理學的聯絡、將 “清學”比為“中國之文藝復興”的比喻並不確切，然而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