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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昔凡做新民知府二堂時，收編曾是“馬賊”的張作霖，任新民府馬隊管帶。張見陳大人待下屬差人和氣寬厚，不擺官譜訓斥人，終日手不釋卷，教侄子讀書。張此時已二十七八歲，闖蕩了一陣江湖後，想學點文化知識謀個正路。他請求陳大人收他為義子，教他讀書。對前者，陳感到有所不便；後者倒可一為，就讓他跟陳的侄子一起讀書，從而陳張之間有師生之誼。張很感念師恩，後來坐鎮瀋陽，他的師弟（陳之侄）到崇古齋分號，專門到督軍府拜訪師兄。張作霖非常客氣，十分懷念老師陳昔凡：“全靠令叔大人對我的栽培，他老人家身體可好？”知道他在北京琉璃廠安享晚年，很高興。還到崇古齋回拜，給了這位陳大侄少爺一個肥差，可是他沒這個命，沒多少日子就得暴病死了。
陳昔凡辛亥革命後卸任為民，回到安徽懷寧老家。夫人逝世，跟前還有個過繼兒子陳幹生，即後來的大革命家、中共中央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父親生活平淡，兒子奔走革命，完全是兩股道上跑的車，走的不是一條路。陳昔凡離開家鄉，來到北京，住進琉璃廠崇古齋的安靜雅緻的後院，過起張掌櫃給他安排的養靜悠閒、與世無爭的生活。後來他又結了婚，續絃是一位名門閨秀謝氏，夫妻相得，從不過問鋪子的經營盈虧和生活瑣事，與他在北京大學極為活躍投身革命的繼子陳獨秀，和幾次進京、後來執掌北方軍閥政府大權的學生張作霖也不來往，安心過悠閒日子。
1926年陳昔凡逝世，所有財產、古玩書畫和北京、瀋陽的兩個崇古齋，都歸陳的續絃夫人謝氏繼承。開始她不與陳獨秀住在一起，卻很關心他。陳獨秀一直尊稱謝氏為母，很孝敬。1932年陳獨秀被南京政府逮捕，謝氏曾派人去探望。1937年陳獨秀被釋放，後去了四川。謝氏夫人也從北京輾轉去了四川江津縣，與陳獨秀母子生活在一起。崇古齋張老掌櫃去世後，謝夫人從大後方捎來信，請一桌上等燕翅席給老掌櫃上祭，指派張的大弟子牛在如經營北京、瀋陽兩家崇古齋。後，牛不斷把鋪子的利潤捎給他們母子以為生活費。牛在如病逝後，崇古齋給在四川的東家去信請示機宜。不想陳獨秀母子也已逝世，陳獨秀幼子陳松年給張掌櫃的小徒弟李延琦（字卓卿）寫了長信，委託他繼續掌管經營北京、瀋陽的崇古齋，落款是“守制人陳松年”。
這封信在1956年公私合營時曾給公方代表過目，據說，今還保留在李家。公私合營後，崇古齋撤銷，可惜那塊晚清狀元、宣統帝師、大書法家陸潤庠所題的六個大字的匾額，也就毀而不見了。而這個小小的古玩鋪竟與兩位中國現代史上著名人物有著不平常的密切關係。
崇古齋還做了一件協助搶救國寶的好事：那是日本投降後，溥儀從長春偽宮逃跑，一路上散失了好多從北京清宮帶走的珍寶。琉璃廠玉池山房的掌櫃馬霽川去東北以低價買回了不少珍貴的文物，密藏起來，等待時機高價賣給外國人，其中就有我國儲存的最古老的一幅國畫：隋代展子虔的《遊春圖》。文物收藏家張伯駒聞訊後，怒衝衝地去找馬霽川，指責他不應該只為賺錢讓國寶流失到國外（此前馬已把一些名畫賣給了外國人），堅決表示要收藏這幅畫。馬只好答應賣，卻開出800兩黃金的天價。張與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商議，故宮因經費不足，無力收購。張發動琉璃廠的古玩界，以他的威望請各古玩鋪，誰也不許幫助馬霽川把此畫販賣出境。又託崇古齋的李卓卿和墨寶齋的馬寶山出面，與藏有此畫待價而沽的馬霽川周旋，曉以利害，大力壓價，最後壓到240兩黃金。張伯駒積極籌款，賣掉一座13畝地大的精美的宅邸（原李蓮英的舊墅：似園），得款220兩黃金，夫人潘素拿出自己的首飾當賣，幾乎傾家蕩產才湊成240兩黃金，將這幅國寶級的歷史名畫購回。南京政府的張群，聞訊願以500兩黃金，請張“割愛”，被張拒絕。建國後，作為愛國者的張伯駒先生，先後把展子虔的《遊春圖》，連同他以前以巨資收藏的珍貴文物：1700多年前的陸機的《平復帖》，范仲淹手書的《道福贊》，杜牧的一幅《贈張好好詩》等若干毀家收藏、難以計值的珍品，無償地捐獻給國家。還幫助國家以重金把已被原藏者押在香港銀行中的著名的《三希堂法帖》中王珣的《伯遠帖》、王獻之的《中秋帖》贖回，與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重新聚合一起。這是張伯駒先生的愛國勳業，又何嘗沒有琉璃廠像李卓卿這樣的古玩商的襄助！
琉璃廠古玩業的軼事與能人（2）
寶古齋古玩鋪興起前後的故事
以前聽到有關琉璃廠寶古齋古玩鋪的幾個小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