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自選集:我的心是一面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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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西證東，觸類旁通，頭頭是道，毫無扞格牽強之處。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比較文學，比較詩學。這樣的本領，在當時是鳳毛麟角，到了今天，也不多見。他講的許多理論，我終身難忘，比如Lipps的“感情移入說”，到現在我還認為是真理，不能更動。

陳、朱二師的這兩門課，使我終生受用不盡。雖然我當時還沒有敢夢想當什麼學者，然而這兩門課的內容和精神卻已在潛移默化中融入了我的內心深處。如果說我的所謂“學術研究”真有一個待“發”的“軔”的話，那個“軔”就隱藏在這兩門課裡面。

高中國文教員—年（1）

1934年夏季，我畢業於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後改名外國語文系）。當時社會上流行著一句話：“畢業即失業”。可見畢業後找工作——當時叫搶一隻飯碗——之難。對我來說，這個問題尤其嚴重。家庭經濟已瀕臨破產，盼望我掙錢，如大旱之望雲霓。而我卻一無奧援，二不會拍馬。我好像是孤身一人在荒原上苦鬥，後顧無人，前路茫茫。心中鬱悶，概可想見。這種心情，從前一年就有了。一句常用的話“未雨綢繆”或可形容這種心情萬一。

但是，這種“未雨綢繆”毫無結果。時間越接近畢業，我的心情越沉重，簡直到了食不甘味的程度。如果真正應了“畢業即失業”那一句話，我恐怕連回山東的勇氣都沒有，我有何面目見山東父老！我上有老人，下有子女，一家五口，嗷嗷待哺。如果找不到工作，我自己吃飯都成問題，遑論他人！我真正陷入走投無路的絕境。

然而，正如常言所說的那樣“天無絕人之路”，在這危機存亡的時刻，好機遇似乎是從天而降。北大歷史系畢業生梁竹航先生，有一天忽然來到清華，告訴我，我的母校山東濟南高中校長宋還吾先生託他來問我，是否願意回母校任國文教員。這真是我做夢也想不到的喜訊，我大喜若狂。但立刻又省悟到，自己學的是西洋文學，教高中國文能行嗎？當時確有一種頗為流行的看法和做法，認為只要是作家就能教國文。這個看法本身就是不科學的，能寫的人不一定能教。何況我只不過是出於個人愛好，在高中時又受到了董秋芳先生的影響，在大報上和高階刊物上發表過一些篇散文，那些都是“只堪自怡悅”的東西，離開一個真正的作家還有一段頗長的距離。像我這樣的人怎麼能到高中去擔任國文教員呢？而且我還聽說，我的前任是讓學生“架”走的，足見這些學生極難對付，我貿然去了，一無信心，二無本錢，豈非自己去到太歲頭上動土嗎？想來想去，忐忑不安。雖然狂喜，未敢遽應。梁君大我幾歲，穩健持重，有行政才能。看到了我的情況，讓我再考慮一下。這個考慮實際上是一場思想鬥爭。最後下定決心，接受濟南高中之聘，我心裡想：“你敢請我，我就敢去！”實際上，除了這條路以外，我已無路可走。於是我就於1934年秋天，到了濟南高中。

校長

校長宋還吾先生是北大畢業生，為人豁達大度，好交朋友，因為姓宋，大家送上綽號曰“宋江”。既然有了宋江，必有閻婆惜，逢巧宋夫人就姓閻，於是大家就稱她為“閻婆惜”。宋先生在山東，甚至全國教育界廣有名聲。因為他在孔子故鄉曲阜當校長時演出了林語堂寫的劇本《子見南山》，劇本對孔子頗有失敬之處，因此受到孔子族人的攻擊。此事引起了魯迅先生的注意與憤慨，在《魯迅全集》中對此事有詳細的敘述。請有興趣者自行參閱。我一進學校就受到了宋校長的熱烈歡迎。他特在濟南著名的鐵路賓館設西餐宴為我接風，熱情可感。

教員

我離開高中四年了。四年的時間，應該說並不算太長。但是，在我的感覺上卻彷彿是換了人間。雖然校舍依舊巍峨雄偉，樹木花叢、一草、一木依舊翁鬱葳蕤；但在人事方面卻看不到幾張舊面孔了。校長換了人，一套行政領導班子統統換掉。在教員中，我當學生時期的老教員沒有留下幾個。當年的國文教員董秋芳、董每戡、夏萊蒂諸先生都已杳如黃鶴，不知所往。此時，我的心情十分複雜，在興奮欣慰之中又雜有淒涼寂寞之感。　。。

高中國文教員—年（2）

在國文教員方面，全校共有三個年級，每個年級四個班，共有十二個班，每一位國文教員教三個班，共有國文教員四名。除我以外應該還有三名。但是，我現在能回憶起來的卻只有兩名。一位是冉性伯先生，是山東人，是一位資深的國文教員。另一位是童經立先生，是江西人，什麼時候到高中來的，我完全不知道。他們兩位都不是作家，都是地地道道大學國文系的畢業生，教國文是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