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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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南濤已刑滿出獄，與牡丹又相見，遂約定成婚。本書以牡丹修書邀至友白薇夫婦北上觀禮作結。

林語堂先生的思想是道家思想，道家的思想也就是自然主義的思想，離儒家思想距離甚遠，離孔子以後經宋儒理學家歪曲的儒家思想更遠。孟子主性善，而宋儒卻將天理與人性列為互相矛盾之二物，清人戴東原已表示反對。本書寫寡婦牡丹，純系自然主義之寫法，性的衝動，情之需求，皆人性之本然，不當以違背道德而強行壓抑之，本書之主題似乎即在於是。此種見解，今日恐仍難免為社會上一部分人所反對。

文學中寫情寫性，自古已然，而中西皆然。然衛道之士，與重文學反映人生之士，自然成為二派，亦古今中外無殊。故英國D。　H。　Lawrence之Lady　Chatterley's　Lover（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在英國亦有刪節本，中國之《金瓶梅詞話》在中國亦有刪節本，《醒世姻緣》今日可見之版本亦系刪節本。《紅牡丹》中作者之寫情寫性，若與中國之舊小說與近五十年來之新文藝小說內之寫情寫性互相比較，皆超越前人。《金瓶梅》之寫性只是乾燥之說明敘述，而《紅牡丹》之寫性則側重在氣氛之烘托與渲染，民國近五十年來之新小說作家，絕無人如此大膽，無人敢以如此多筆墨從事熱辣辣之性的描寫。林語堂先生之敢於如此運用筆墨，推其緣故，主要原因，本書原系英文著作而在英國出版，當時為一九六一，即中華民國五十年，與西方道德氣溫或人生觀較為接近之故。書中對愛情之含義頗多雋永妙語，啟人深思，可做“愛經”讀，若謂有啟聾振聵之功，亦無不可。

文學既非歷史，故非如照像錄音，亦即其理想成分，必不可免。本書之理想成分尤多，讀者不難見出。如若水與白薇之隱居於富春江畔，詩情畫意，恩愛神仙，人間能有幾對！牡丹之美，人間能有幾人！然想象卻不可背乎真情實況，否則便有與真實不調諧處。僅就譯者所知，本書中有數項細節，頗覺其背乎情理。第一，清末女人坐茶館，在北京似不可能，因在民國十幾年，尚不記得曾經見過。第二，跑江湖賣藝人雖有俚戲玩笑，只是拿自己人挖苦損罵，絕不敢向女客稍涉不敬，本書中牡丹在天橋觀看打拳，打拳人傅南濤竟敢向牡丹唱曲調笑，既絕不可能，亦使人極為厭惡，譯者將此部分之小調略而未譯。低階社會亦有其傳統道德，並非純然自由狂放。第三，天橋盲目關外大漢絕無唱《王昭君》之理，譯者亦略去歌名，未予譯出。第四，傅南濤一粗壯漢子而竟練道家之太極拳與外行人牡丹看，林先生且數度稱練時剛猛用力，不但氣氛矛盾，且與以柔為主之太極拳理大為不合。傅南濤若練花拳繡腿之少林，或六合，或醉八仙，或螳螂，或詠春，皆無不可。此恐系林先生或對中國低階社會頗少觀察，對中國武術不甚熟悉之故。又因寫女人腿美，而令牡丹穿瘦而露出玉腿之美的馬褲，在清末民初，亦不甚可能。至於清末江蘇有無女浴室供牡丹前去洗澡，非譯者所知，不敢妄論。

以上數項，非本書要點，即便錯誤，亦無關緊要，瑕不掩瑜，不足為原著病也。

原著故事年代在清末光緒年間，故事中數封書信皆以淺顯文言譯出，以符合背景時代。詩、歌謠、對聯皆求其形似，俱求平易，不尚艱澀，招致譯文生硬古怪之“當……時候”、“假若”、“地”、“底”、“它們”、“被”、“些”、“著”、“有著”、“和”等詞，全儘量避免。“假若明天，”她說，“她自殺身死……”此等腰斬兩截的洋句法，未敢盲目崇洋，隨俗採用。以上各點，全與過去譯《武則天正傳》、《中國傳奇小說》、《京華煙雲》時，同為譯者所不取，嚴以自律，以求文字通順自然。

黃肇珩女士在《林語堂先生的寫作生活》一文中，曾有下面一段文字：

〖八部小說中，最香豔的，算廿五年前出版的The　red　Peony（紅牡丹），這部描述清末一箇中國婦人大膽尋求愛情的故事。其中有一、二段描寫男女關係，非常露骨。林語堂說，在外國這些描寫是很尋常而無所謂的。如果譯成中文，恐怕就要刪除。

（見《無所不談集》，頁七八一）〗

但是，我翻譯時，卻將那若干段都忠實譯出，絲毫未曾刪減。一則表示尊重原作，二則尊重原著作者林先生，三則仰體孔夫子刪詩不刪《關雎》之意，四則……欲語還休吧。倘若中國的清教徒那些衛“道”之士想欣賞林先生的創作藝術，只須將門兒關上把此數段豔文偷偷兒看幾遍，也就與道心無大礙了。

張振玉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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