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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擁袁稱帝的人一齊垮臺。袁世凱一死，懷瑜不管是在公開或私下，他都對袁責罵，說他是個野心勃勃的老賊，既不懂得時代精神，又昧於“民主勢力”。安福系得勢之後，懷瑜和交通總長曹汝霖勾結上，在交通部擔任參事之職。因為那正是安福系大權在握之時，所以懷瑜同時兼了三、四個差事，每月薪金能領到一千五百元以上。
他尚不以此為滿足，他另有更大的野心。他看出來，在那種混亂時期，耍槍桿子領大兵的人才有實權。只有和軍閥秘密勾結，他才能做到一個省長之職，才有權有錢。在統治階級看來，中國各省仍然算得上“富”，也就是說有油水。直接統治一省，比在北京政府當差自然要好得多。在偏遠的省份如熱河能搜刮到幾千萬銀元，老百姓是很少知道的。
所以懷瑜和鶯鶯開始在身居天津的一位吳將軍身上下工夫。那位將軍迷於鶯鶯的美色。有人說懷瑜曾經正式把鶯鶯獻給吳將軍，充當將軍的情婦，這也是傳統的政治策略；有人說鶯鶯仍然是懷瑜的妻子，不管怎麼說，也沒有什麼關係，因為鶯鶯是吳將軍的情婦是公開的，坐著吳將軍的車一同出去，並且在吳將軍家一住就幾個禮拜。這種醜聞有一種威嚇作用。素雲在這件事情中也有牽掛，不過地位不太明顯罷了。
這時候兒，中國正在醞釀一次政治風潮，是導源於一個反對安福系的學生運動。
安福系的組成分子全是極其活動的政客，貪婪詭詐，肆無忌憚，其個人則頗有才幹，令人感覺愉快。在安福系短短的大約兩年執政當中，種種舉動措施，無不令人痛惡欲絕。在中國現代史上，安福系與貪汙無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名稱。王克敏做財政總長時和日本西原藏相達成的西原貸款案，便是一例。後來在民國二十七年，日本在佔領之下的北平成立的華北政務總署，就是以王克敏為督辦。這些借款，是以合法的建設方案，如修鐵路、開礦、饑饉救濟、疫病防治、購買軍火等名義借來的，但是政府仍然是窮，各機關中小學校，大學，駐國外的使節，常常欠薪。每一筆借款都是增添新機構的藉口，用以安置政府官員無數的兒子、弟兄、侄子、外甥，以及他們卵翼之下的那群人，而這群人中許多人在別處兼職，拿乾薪，不上班。
但是新文化運動已經產生了功效。中國青年政治意識的覺醒是一個明顯的標誌，他們對北京統治階級和那個政府分明採取反抗的態度，因為那個統治階級和他們的政府，還是本著“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老樣子，對全國沒有威信，對政治的分裂，財政的混亂，提不出解決的辦法，最壞的是，對中國不抱希望，對自己無信心。
在民國八年五月四日，有三千學生在北京的大街上整隊遊行，燒燬了交通總長曹汝霖的官邸，痛毆了一個親日官員，促成了全國罷工罷市，要求改組內閣，並撤換中國出席凡爾賽會議的代表。那一天可以算做中國青年直接參與了政治事件，並影響了國家的命運。
這個運動的中心是要求日本把山東交還中國，因為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攫奪了青島，由於此“五四”運動的影響，在凡爾賽會議上山東問題遂懸而未決，後來，民國十年，在華盛頓會議才解決。中國雖然在歐戰期間派有十萬華工到法國，雖然中國是英法的同盟國，但是英法在一項秘密條約中，卻答應把山東歸於日本的勢力之下，中國是被英法兩國出賣了。同時在安福系政府和日本之間也訂有同樣的協定。一年前，以西原借款方式，日本的錢好像金蚨自天外飛來，落入安福系的政府手中，日本外相要挾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把山東的勢力讓予日本。為了日本的兩千萬貸款，安福系政府已經同意，中國駐日公使已經在條約上籤上了“樂於同意”四個字。等這個秘約在凡爾賽會議上洩露出來，中國代表團自然無話可說。
這個賣國訊息從巴黎由電報打回中國之後，全國對安福系的首腦人物，尤其是曹汝霖、章宗祥，另一個前駐東京的中國公使陸宗輿，當時他正任中日外匯銀行經理，群情激憤，怒潮遂起。
在五月三日，北京公佈了訊息，說山東已經賣給了日本，安福系政府已經打電報到巴黎，給凡爾賽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命令代表團接受山東的讓予日本。本來就有一個龐大的學生遊行示威運動在計劃中，原定七日舉行，警察正在逮捕學生領導人物。一個姓錢的女生被捕，促使領導人物決定改變日期，提前於第二天舉行。第二天下午一點鐘，學生自十三個學院、大學出發，在北京天安門前集合，另外還有別的學校的代表，學生扛著旗幟標語，標語寫的是：“打倒賣國賊！”“討回山東！”“廢除二十一條！”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