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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夫洗完澡，走了出來。
他說：“我剛才和你父親談論你母親的病。我想突然使她一震驚，也許能治好她的病，一震驚之下，會使她突然喊叫出聲來。不過必須是使人愉快的震驚，不然會更壞。”
莫愁不相信，她說：“我們真不知道怎麼好”
立夫拿起一本《新青年》。
他說：“我在日本每一期都看。”
莫愁說：“這個雜誌在全國，簡直如同狂風暴雨一樣。看這雜誌上的文字，聽教授在自己教室裡攻擊對方，真有趣！”
當時北京大學是文學革命風潮的中心，文學革命的主張是在寫作上要用白話，廢止文言文。過去是用典雅的文言作文章，現在改用白話，最初似乎像鄉下新郎闖進了貴婦之家的客廳去搶親。旁觀者看來，這個新郎真是粗俗，無禮，嚇人，也許是簡捷有趣，適用而實際。這個鄉下新郎把帶泥的靴子在地毯上踐踏了一番之後，把地毯捲了起來，富貴之家的新娘滑倒而驚呼。在這幾個村野的新郎之中，有一個叫陳獨秀，他是這入侵的一幫人中的魁首，而且他對那些千金小姐的舉止，粗魯而蠻橫；另外一個則滿嘴髒話，從旁相助，革命的群眾圍聚起來，看著笑不可支。
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斯文有禮，前輩君子，菩薩心腸，舉步常看螻蟻，因為在辦學政策上主張寬容，主張自由主義，於是北京大學成為兩個敵對派的大本營，雙方自由攻擊。當時北京大學真是生氣勃勃，精力充沛，只因為有真正的自由。翻譯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案》與斯哥德《撒克遜劫後英雄傳》的林琴南，是舊派的領袖。老哲學家智者辜鴻銘，全心全力擁護東方文化，也是舊派中的健將。林琴南寫了一封長信，罵白話文為“引車賣漿者之言”，把文學革命比做洪水猛獸，為害社會，流毒士林。新文學運動中四個領袖是陳獨秀，錢玄同，胡適，劉半農。錢玄同戴著大眼鏡，既怕女人又怕狗，把一群舊派稱為“孽種”，稱為“文妓”。胡適青春年少，剛自美國留學歸來，說話寫文章，完全一副學究教授態度，有高尚的英國紳士風度。他聲稱那不是革命，而是自然演化的一步而已，他用西方最新的學術思想來加強新文學運動的聲勢。陳獨秀和錢玄同教授，因為在日本留學，態度較差，給新文學運動添上不少火藥氣味的攻擊與辱罵性的言詞，使舊派大驚，使少壯派感到有趣，也使新文學運動增加了混亂。
古老的中國受到了震動。革命自然要使人民受驚的。語言文字上的打擊還不足，因為隨之還有對詩的韻律，詩的形式上的攻擊，對貞操的攻擊，對寡婦守節的攻擊，對家庭制度的攻擊，以及對“兩重道德標準”、祖先崇拜，以及對孔教的攻擊。這就引起了人心的動搖。一個激進派首領在寡婦的婚禮宴席上講演，擁護她再嫁，把孔子學說稱之為“吃人的禮教”。激進派的青年，聽之大喜。混在些頗為有用的進口貨之中，也有不少附帶而來的東西，西洋歸來的留學生極力鼓吹。少年的新中國不但有權利懷抱希望，而且確是大有希望。文化革命分子把阿妹·樓薇（amy lowell）的無韻白話詩當做他們的新福音。他們醉心自由詩，那種自由詩真自由到空洞無物，他們提倡無韻詩，那無韻詩真無韻到一無所有。他們還介紹山額夫人的節育理論，介紹“民主”和“平民”文學，以及易卜生、王爾德的戲劇，杜威的哲學，自由戀愛，男女同校，離婚，提倡已經過時的天足運動，攻擊納妾制度，以及扶乩等事。
立夫概括起來說：“新派爭辯得並不高明，舊派則根本不能開口對抗。”
在姚家，大家的思想也是有點兒分歧不一。因為當時偶像受到破壞者太多，涉及的問題也太廣。姚先生贊成改用白話寫文章，贊成寡婦再婚，但反對破壞家庭制度。珊瑚已經守寡很久，於是開玩笑說：“只要有人娶我，我可以再嫁了。”莫愁贊成道德的“單一標準”，所以她贊成《溫少奶奶的扇子》，反對《傀儡家庭》，斷然反對白話詩，至少反對當時胡適等人做的那些鬼東西。紅玉則對新派提倡的東西一律反對，最反對的是男女同校制。木蘭贊成改用白話寫文章，但是她所贊成的是已經在《紅樓夢》裡用過的文雅的白話，而不是“引車賣漿者”口中的白話，因為她崇拜林琴南，也喜愛中國舊文學。她服膺孔子的學說，反對易卜生的理論，贊成男女同校，贊成娶妾制度，贊成祖先崇拜，但反對纏足。
阿非崇拜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這和當時新中國的青年一樣。他反對孔教，贊成自由戀愛，贊成節制生育，也喜愛打網球。
曾文璞先生把所有那些革命派稱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