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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佈小組織的解散。
“（四）四同志在省委所指定的群眾工作中艱苦的擔負起自己的任務，來表現忠實的為黨的路線而堅決鬥爭！”有兩篇批判鄧小平、火力頗猛的文章，作者署名“羅邁”。羅邁，也就是李維漢。那兩篇文章是《試看鄧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評》和《為黨的路線而鬥爭》。
李維漢曾作為中共中央常委，在一九二七年主持了著名的“八七”會議。他曾一度成為中共主要負責人。後來，他受到王明的排斥，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到蘇聯去學習。他在一九三二年底回國，一九三三年三月他才到達中央蘇區。起初，他連贛南會議、寧都會議批毛澤東都不知道。所以初來乍到的他，被什麼“羅明路線”、“江西羅明路線”弄得稀裡糊塗。張聞天帶他去“會尋安”，他也一時鬧不明白。李維漢後來這樣回憶往事：參加會、尋、安活動分子會議後，我還是弄不清楚反“羅明路線”與毛澤東有什麼關係。有一天，博古來找我：“江西省委要在寧都開擴大會議，你同我一起去。”我就同他一起去了。到了寧都，博古找省委負責人談話，要我在旁邊聽。那時江西省委書記是李富春。博古說，毛澤覃、謝維俊還與毛澤東通訊，他們心裡還不滿，這是派別活動。當時他還沒有提到古柏的名字。古柏是在擴大會議上展開鬥爭時才把他找來的。後來，博古要到前線去，叫我留下參加江西省委擴大會議。到這時，我才知道福建反“羅明路線”，江西反鄧、毛、謝、古，與毛澤東有關係。這四個人中我有兩個熟人，即鄧小平、毛澤覃，其他兩人我當時不認識。
我錯誤地認為王明“左”傾路線是正確的，所以我是積極參加了反“江西羅明路線”鬥爭的。我一次、兩次、三次地要他們作檢討。其實，他們並沒有真正承認“錯誤”。江西省委擴大會議開完後，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彙報，中央局批准我寫一篇文章：《為黨的路線而鬥爭》，公開批評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說他們是派別活動。我寫這篇文章是完全錯誤的。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個大錯誤。反“羅明路線”，無論在福建還是在江西，矛頭都是指向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的。然而，我當時並沒有認識到這是錯誤的。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第三百三十七頁，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李維漢還談了他後來的看法：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曾仔細思考過這個問題：為什麼當時王明他們要反對毛澤東呢？為此我還寫了一篇筆記。我認為毛澤東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威信很高，而王明路線的領導人上臺後沒有毛主席那麼高的威信，所以他們就調兵遣將，“欽差大臣”滿天飛，派很多人到中央蘇區。他們先把毛澤東的黨權奪去，再把毛澤東的軍權奪去……毛澤東在黨、軍隊、政府裡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眾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那麼大的中央蘇區，是在他領導下搞起來的……他們反“羅明路線”，就是要使毛澤東在地方上、黨裡和紅軍裡的威信掃地。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第三百三十七至三百三十九頁，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李維漢從歷史的角度反思，說出了那些“洋房子先生”們反“羅明路線”、“江西羅明路線”的實質。經過反“鄧、毛、謝、古”，四人都被撤銷了領導職務，派往縣區基層擔任巡視員和突擊隊（即工作隊）員工作。
紅軍長征時，毛澤覃被留了下來。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澤覃帶領游擊隊在瑞金黃膳口一座名叫紅林的大山中，被敵人包圍。在突圍時，毛澤覃中彈犧牲。後來，敵人從他遺體衣袋裡找出一張染著鮮血的毛澤東照片，照片背面有毛澤東題贈他的字，才知死者是毛澤東胞弟。毛澤覃犧牲時，年不過三十歲。謝維俊隨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一九三五年底，在進軍定邊途中，謝維俊在作戰中陣亡，終年二十八歲。
古柏在紅軍長征時，留下來擔任閩粵贛紅軍遊擊縱隊司令。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由於叛徒的出賣，他和兩個戰友在廣東龍川鴛鴦坑被一百多名敵兵包圍，從清晨堅持到中午，最後彈盡，三人全部戰死。古柏終年二十九歲。一九三七年秋，毛澤東接到古柏二兄古梅的信，為古柏揮毫題詞：“吾友古柏，英俊奮發，為國捐軀，殊堪悲悼。願古氏同胞，繼其志，共達自由解放之目的。”一九四三年，林伯渠在陝北作詩，追懷往事，感慨萬分：偶憶往事便心驚，謝古鄧毛剩小平，割截無情讀八股，江西路線有羅明。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毛澤東被架空了
博古來到中央蘇區，在放了第一把火——批“羅明路線”，放了第二把火——反“鄧、毛、謝、古”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