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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柏的。曾碧漪記得，發生“富田事變”時，她和古柏以及陳正人（即毛澤東在汀州老古井休養時同住的那位陳正人）的妻子彭儒，正住在設在富田的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裡。他們三人好不容易死裡逃生，逃到興國。那裡聽說富田發生事變，不明他們三人的身份，就把他們綁了起來。後來遇上陳毅，才放了他們。彭儒正懷孕，於是留在興國。十幾名赤衛隊護送古柏夫婦前往寧都小布總前委所在地，毛澤東在那裡。可是，到了小布，天色已黑，那裡又因發生“富田事變”而戒嚴，他們受到哨兵的反覆盤問。“我是古柏！總前委秘書長古柏！”任憑古柏這麼大聲說明，可是那時沒有“工作證”，而哨兵又不認識古柏，怎麼說也沒用。正巧，總前委秘書謝維俊查哨，聽見古柏的聲音，奔了過來，驚喜交集。謝維俊告訴古柏，今天早上剛為古秘書長開了“追悼會”呢。毛澤東見到古柏，也開懷大笑，說閻羅王那裡“開恩”，放回了古秘書長。
古柏在一九三一年調離了總前委，擔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裁判部長兼內務部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勞動部秘書長。
鄧、毛、謝、古分處於不同的工作崗位，怎麼會成了“反黨小組織”呢？內中的根本原因，當然在於他們跟毛澤東都有著密切關係，屬於“毛派”。直接的起因，則是由於他們四人對博古、張聞天、任弼時等不滿，稱他們為“洋房子先生”——他們來自上海的“洋房子”。“洋房子先生”們排斥毛澤東，說“山溝裡沒有馬列主義”，他們反駁道：“大城市中產生了立三路線，我們蘇區的山上，全是馬克思主義！”
誠如羅明的“最好的領袖毛主席”一句話激怒了博古，他們對“洋房子先生”的揶揄傳進了“洋房子先生”們的耳朵中，“洋房子先生”們大為震怒了。於是，他們成了四個“罪人”，受到撻伐。如今仍可從檔案中查到的一九三三年五月四日紀念五四青年節時，“工農紅軍學校黨、團員活動分子會議”作出的《關於對江西羅明路線的總批判》，內中寫道：
以鄧小平、謝維俊、毛澤覃、古柏等同志為首的江西羅明路線，是與黨的進攻路線完全相反的……鄧、謝、毛、古幾位無氣節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同志……他們對於四中全會後的新的中央領導表示極端不信任，甚至以“洋房子先生”相呼……這些同志如果再不徹底糾正其錯誤，我們建議中央局把他們洗刷出布林什維克的隊伍。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就要使毛澤東威信掃地”
在“洋房子先生”們的領導下，批判“羅明路線”、批判“江西羅明路線”的聲波，震撼著閩贛兩省紅區。隨著批判的“深入”，打擊面不斷在擴大著。在福建，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福建軍區司令員譚震林，抵制批判“羅明路線”，在一九三三年六月被撤除福建軍區司令員的職務。福建省蘇維埃主席張鼎丞也因同樣的原因，遭到撤職。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劉曉、省委常委郭滴人、團省委書記陳榮，也遭批判，受到打擊。在江西，中共“一大”代表、毛澤東的密友何叔衡，也被指責為“右傾”。一九三三年七月七日，《鬥爭》發表張聞天的《火力向著右傾機會主義》，主要批判了何叔衡。這位“何鬍子”，被撤掉了工農檢察人民委員的職務。
中共江西省委及紅區各縣委的許多幹部都受到批判。除了“會尋安”、“永吉泰”受到《鬥爭》、《紅色中華》點名批判，在這兩家中共中央機關刊物上被點名的還有“宜（黃）樂（婁）崇（仁）”、“建（寧）黎（川）泰（寧）”中心縣委以及石城、于都、永豐、新淦、信豐、崇仁、南廣、公略、萬泰、吉安、泰和、贛縣等縣委，受到批判、處分的幹部數以百計。“要在鬥爭的過程中檢查每一個同志的思想，檢查每一件具體的工作。”如此人人過關，造成人人自危。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經中共臨時中央批准，中共江西省委作出《對鄧小平、毛澤覃、古柏、謝維俊四同志二次申明書的決議》，指出：“鄧小平同志對他自己機會主義路線和派別觀念甚至派別行動的全部，始終是隱藏的。”《決議》還規定：“省委最後一次責成四同志執行下列工作：“（一）必須向黨作第三次申明書。
“（二）鄧小平同志必須無保留地揭發他由第七軍工作起，經過黨大會，經過會、尋、安工作，直到寫第二次申明書為止，一貫的機會主義錯誤和派別觀念，以至派別活動，再不容許作任何掩藏。
“（三）謝、毛、古三同志，必須向黨忠實地從歷史根源起，徹底地揭發反黨的小組織活動和小組織的形成，以及全部機會主義政綱，同時必須採取必要的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