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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溝裡農民赤貧，寺裡的香火不盛，和尚們過著清貧的生活。他們見毛澤東這樣的“大官”住進寺裡，伙食竟跟他們相差無幾，不由得感嘆萬分。
古寺幽雅，芳草滿院。寺後，有一棵大樟樹，樹粗葉茂，樹下有兩隻青石圓凳。毛澤東常坐在青石凳上讀書。有時，賀子珍帶著三歲的小毛跟他在樹下對坐。
八月下旬，張聞天結束了在閩贛省的巡視工作，搬入雲山古寺，獨自住在側屋。空閒時，那大樟樹下的兩隻青石圓凳，成了毛澤東和張聞天對坐之處。這樣極其偶然的機會，使毛澤東和張聞天朝夕相處，彼此間的堅冰消融，日益親近起來。
毛澤東和張聞天，一個出自山溝溝，一個曾留日、留美、留蘇，閱歷、文化結構多有不同，雖說一個是政府主席，一個是“總理”，卻沒有多少共同語言。尤其是張聞天作為王明、博古的“堅定的戰友”，曾幾度批判過毛澤東，批判過“羅明路線”，批判過鄧、毛、謝、古，何況讓他當“總理”，就是為了從毛澤東手中奪得政府實權。兩人本是兩股道上跑的車，此時卻奇妙地走在一條道上。
那是張聞天向毛澤東靠攏。
最初，他倆只是談政府工作。漸漸地，談起了兩人都喜愛的文學。毛澤東對文學有著濃厚興趣，張聞天則在二十四歲就發表了長篇小說《旅途》：
四周圍靜悄悄的，和風吹在街道兩旁列樹的樹葉上，發出沙沙的嘆息。這時正是下午二點鐘光景，天氣非常和暖，淡藍的天空中航著硃紅的太陽，遠在北方的山頂上，我們可以看見幾片白雲，懶懶躺著……張聞天：《旅途》，商務印書館一九二五年版。
《旅途》列入“文學研究會叢書”，是與葉聖陶、冰心、王統照、落華生、老舍、顧一樵的小說並列的。
張聞天跟毛澤東談論文學，話就多了。談著，談著，這位平素沉默寡言的張聞天，終於向毛澤東傾訴了內心的苦悶，傾訴了對博古的不滿。張聞天跟博古，原是“鐵哥們”。可是，他繼王稼祥之後，跟博古之間也產生裂痕，這裂痕越來越大，越來越深。張聞天本人是這樣敘述的：會議上，我同博古同志的公開衝突，是在關於廣昌戰鬥的一次討論。我批評廣昌戰鬥同敵人死拼，遭受不應有的損失，是不對的。他批評我，說這是普列漢諾夫反對一九○五年俄國工人武裝暴動的機會主義思想。我當時批駁了他的這種汙衊，堅持了我的意見，結果大家不歡而散。其他到會同志，沒有一個表示意見。從此時起，我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他有一次似乎是傳達李德的意見，說：“這裡的事情還是依靠於莫斯科回來的同志。”意思似乎說，我們內部不應該鬧摩擦。當時，我沒有重視這句話，現在想起來，倒是很有意思的。
由於這些矛盾的發展，博古開始排擠我。（六屆）五中全會後，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從中央排擠出去的具體步驟。（張聞天又曾說，“這是‘一箭雙鵰’的妙計。一方面可以把我從中央排擠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澤東同志從中央政府排擠出去。”——引者注）後來又把我派到閩贛做巡視工作（項英從閩贛巡視才回來後），實際上要把我從中央政府再排擠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領導交給別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時期，博古等公開批評中央政府的文牘主義，在背後攻擊我。直到快要出發長征以前，我才從閩贛回來。當時關於長征前一切準備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來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團”決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團”的通知行事……我當時感覺到我已經處於無權的地位，我心裡很不滿意。②張聞天在延安整風時寫的筆記（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張聞天面對著毛澤東，“把這些不滿意完全向他坦白了”。大抵張聞天跟博古相知相處很久的緣故，他最知博古的特點。他這樣談及博古的“左”：他的拿手好戲，就是把你的反對“左”，曲解為右而加以打擊。我平時就怕他這一點，怕他找到我右打擊我。所以我的反“左”，常常是膽怯的，在反右傾中附帶說及的，或者反一下“左”，趕快轉過來說要反右。②怪不得博古動不動就給毛澤東扣上右傾的帽子！其中的奧秘，原來如此——是博古的“拿手好戲”！那小山上的古寺，那大樟樹下的兩隻青石凳，為毛澤東和張聞天的“交心”提供了良機。博古把張聞天派到政府中去，原是想“一箭雙鵰”，不料這“雙鵰”卻聯合起來，共同反“左”。
張聞天是中共中央常委兼宣傳部長又兼政府“總理”，他從“左”的營壘中分化出來，倒向毛澤東，對於博古不啻是沉重的一擊……
第五部分：艱難歲月“紅色華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