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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成為參與中共決策的重要人物——因為他已是“三人團”中的一個。此時的“三人團”，已不是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那個“三人團”了。那是在一九三四年夏天，為了準備“轉移”和把權力高度集中，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最高三人團”，博古負責政治，李德負責軍事，周恩來負責監督軍事計劃的實行。這麼一來，李德就名正言順地成為紅軍最高統帥，成為了中共最高領導“三駕馬車”之一。
第六部分：長征途中“三人團”決策西征 2
自廣昌敗北之後，紅軍節節敗退，失去中央蘇區已成定局。不過，在紅軍主力西征之際，中共中央決定：在江西另設中共中央分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中央辦事處和中央革命根據地軍區。誰留，誰走，凡高階幹部，由“三人團”定；中級幹部，由各部門提出名單，交“三人團”批准。政府的留守中級幹部，便是由張聞天提出名單，呈報“三人團”的。隨主力西征，固然也艱險重重，但是留下來顯然要冒更大風險，甚至於生死難卜。因為主力轉移之後，幾十萬國民黨大軍便要猛撲過來，而留守的部隊只有一萬六千餘人（內中大部分是地方部隊），還有一萬多受傷病員。“三人團”的目光，掃過中共高階幹部名單，思索著該把誰留下來。第一個被提名留下的是項英（項英後來犧牲於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變）。項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軍委副主席，具有黨、政、軍全面工作經驗，委任他為留守首腦，顯然是最恰當的人選。當項英得知這一任命時，表示堅決服從。項英又一次表現了他的高度的組織紀律性。他在危難之際接受重任，就這一點來說，項英是好樣的。
第二個被列入留守名單的是江西軍區司令員陳毅。陳毅八月底在興國前線受傷，坐骨碎裂，正躺在醫院的病房裡。當時，醫療器械已經裝箱。十月九日，陳毅在醫院裡給周恩來寫信，希望能夠給他動手術。周恩來立即囑令衛生部長賀誠去紅軍醫院，把已經裝箱的醫療器械取出，派兩名醫生給陳毅動了手術。術後翌日，周恩來前往醫院探望陳毅，並將“三人團”決定把他留下的訊息告訴了他。當瞿秋白被列入留守名單時，周恩來希望博古再鄭重考慮一下，但博古堅持留下瞿秋白。雖說留下瞿秋白的理由，是因為他正患肺病，不宜長途行軍。其實，一年前中共臨時中央作出的《關於狄康同志的錯誤的決定》，不言而喻，是把病弱的瞿秋白留下的真正的原因。張聞天也曾回憶：“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對。”張聞天：《延安整風筆記》，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至於是否要把毛澤東列入留守名單，曾有小說詳細寫及“三人團”中博古、李德堅持留下毛而周恩來堅決反對的情節，但現存的史料中似乎並無這樣的記載。小說家顯然是揣摩了博古、李德、周恩來這“三駕馬車”對毛澤東的不同態度後寫出來的。
“三人團”最後決定的名單是：
留下的中央局，有項英、秋白、陳毅、（陳）潭秋、賀昌五個人。
周恩來：《在延安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
他們的分工是：項英任中央分局書記、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陳毅為中央辦事處主任，賀昌為軍區政治部主任。
臨行之前，李德和項英作了徹夜長談。李德在《中國紀事》中寫道：
十月十六日晚上，當中央縱隊從瑞金附近的禁區出發時，項英約我進行一次個人談話。因此我同護送我的人員就落在後面了，第二天才趕上了縱隊。中央縱隊像所有的長征隊伍一樣，也只是在夜裡、在黑暗的籠罩之下行軍。同項英的談話幾乎進行了一整夜，伍修權擔任我們的翻譯；留守部隊的指揮員陳毅沒有參加，除了我們三人以外沒有其他人在場……
顧及我們是透過翻譯進行交談，因此他在談話中選詞是十分謹慎的；他特別對瞿秋白重病臥床必須留下感到非常惋惜……
他們談及了毛澤東。李德是這麼說及當時的情景：
他警告說，不能忽視毛為反對黨的最高領導而進行的派別鬥爭，毛暫時剋制不過是出自策略上的考慮。他說，毛可能依靠很有影響的，特別是軍隊中的領導幹部，抓住時機在他們的幫助下把軍隊和黨的領導權奪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項英的疑慮。可是，我在幾天以後向博古講述這次談話時，他顯得很有信心。他說，關於黨的政治總路線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於以前在軍事上總是不同的意見，由於各地的紅軍都轉入了運動戰、轉入了反攻，現在也都消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