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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守軍頭領，帶了已經懷孕的趙督學，前往榆林，投了那裡的同僚。榆林城位於陝北高原與鄂爾多斯高原、寧夏河套平原接壤地帶，這裡的軍事轄制，卻屬北平馮玉祥管。那趙督學的丈夫，後來換防，到了北平。到北平後，聽了趙督學的話，脫了制服，開始經商。他們的故事到這裡沒有結束，容後再敘。至於那“趙半城”，卻在紅軍入城之初，在自家的門樓上，拴了根繩子，上吊死了。當時，女兒和女婿，勸他和他們一起走，他捨不得這膚施半個城的屬於他的鋪面和字號兒，決心與它們共存亡。女婿女兒無法，只好自己抬腳先走了。女婿女兒走後，剩下他一個人了，他坐在空蕩蕩的家裡，想起國民黨那些關於共產黨殺人放火之類的宣傳，越想越怕，就去尋短見了。其時鞭炮聲已經響起，膚施城裡的開明人士，由事先潛入城中的楊作新組織，出郭十里，迎接毛澤東一行入城。楊作新自然沒有忘了“趙半城”這個人物，誰知來叩他大門的時候，看見的只是一具懸在空中的屍體，楊作新見了，嗟嘆一回，心想他本來不該如此。
紅軍入城，張榜安民。膚施城裡，不能沒有地方官，諸多鋪面商號，也不能沒有管理的；膚施治下各類學校，也不能一日沒有督學。至於以後體制如何變更，那是以後的事了，現在得有個應急措施才對。以楊作新的資歷、影響和學識，擔任這個督學自然合適，於是眾位鄉賢，公推他擔任這個職務。楊作新覺得由他去接趙督學的手續，似乎有些滑稽。但這是革命需要，況且，上級也有這個意思，於是也就不便推辭。安頓停當後，便在膚施城內，租了一間民房，接來了蕎麥母子。自此，楊作新每日忙於他的公務，勤勉工作，蕎麥當她的幹部家屬，以帶孩子為職業，一家人和睦相處，恩恩愛愛，相安無事。
現在，該接近那個最難堪的話題了。對於這一點，敘述者實在不想將它提及，因為這是個很難說清的事情。但是，怎麼說呢？既然我們選定了楊作新，成為書中主要的人物之一，那麼他的性格的完成，他的歸宿，他的故事，我們總該有個交代才對。況且所有發生在楊作新身上的事情，都是曾經發生過的事情，並不是敘述者的隨意杜撰。敘述者只是聽命於他手中的筆，在重複歷史而已。
長期以來，閉塞的地理環境，形成了陝北人狹窄的地域觀念。這種心理特徵甚至表現在那些最細小的事情上。舉例說吧，山坡上長著一株木瓜樹①，山根下住著一戶人家。這戶人家認為，這株木瓜是長在他家的堖畔上的，所以是他的，他靜靜地等著這木瓜成熟，直到熟透後再去摘它。一個過路人偶然發現了這樹木瓜，於是攀上山崖去打。作為過路人來說，他是正確的，因為木瓜是野生植物，而且是長在野山上的；但是作為這家土著來說，他也是正確的，因為從祖輩開始，這一樹木瓜，從來都是由他們家來收穫的，他對這不速之客的舉動感到不可理解，認為自己受到了侵犯。兩個想不開，於是發生了口角。
中央紅軍初入陝北，當時國民黨張學良部與甘、青、寧四馬四面合圍，局勢十分嚴重，於是，中央紅軍與陝北紅軍攜手合作，接連打了幾個勝仗，迅速扭轉了局面。當時的情景，確實正如陝北民歌中唱道的那樣：“熱騰騰的油糕端上桌，滾滾的米酒捧給親人喝”，兩支紅軍情同手足，陝北高原一片歡騰。但是，隨著國共統一戰線的醞釀，局勢的好轉，尤其是經過整編，陝北紅軍的將領都幾乎被任命為副職之後，矛盾便顯露了出來。當時，陝北紅軍領袖謝子長，早已犧牲，另一位陝北紅軍領袖劉志丹，也在東征時罹難。這兩個深明大義、目光遠大的人物的去世，也使中央紅軍對陝北紅軍的控制和指揮，有所減弱。也就是說，陝北紅軍中的地方主義傾向，有所抬頭。
這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中央紅軍對陝北紅軍，也不能說沒有戒心，前面談到的將陝北紅軍的將領們，任命為副職，就是一例。記得我們在前面曾經說過，毛澤東曾派精銳的三五九旅，駐紮在三邊鹽池，並將三邊闢為特區，以便在陝北高原站不住腳的時候，在那裡留一條退路。此種考慮，當然是由於陝北土地貧瘠，不足以養兵的緣故，但不能不說也有上邊的那種成分。尤其是令陝北紅軍傷感情的是，東征結束後，陝北紅軍一部，取道延水關，渡黃河回根據地。部隊來到黃河岸邊，躲進岸邊石崖底下一孔天然的崖洞裡，派人鳧水過來聯絡船隻。這邊中央紅軍的特派員，下令扣住船隻，不準一隻過河。三天三夜之後，懸崖頂上閻錫山的巡河部隊，終於發現了這支紅軍，於是一陣亂槍打來。這支部隊一百餘人，一部分被當時亂槍打死，一部分跳入河中，被水淹死，生還後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