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菲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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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爭取到一隻官僚主義的耳朵。而且不幸的是，教授在另一點上出現重大的失誤。他的情感和思維都屬於另一個世紀，那個充滿浪漫色彩但一去不復返的德國文化的繼承者。因此，他絲毫沒有意識到，在那不鏽鋼的充滿長統馬靴，有著巨大現代威力，第一個專制官僚國家的走廊裡，他穿著那身過時的裝束去討好他人是多麼的不可能。對那個擁有電子檔案系統，鐵面無私的命令與快捷的資料處理方法，便利的翻譯機器，直通柏林的電話線的機構來說，像他這麼一個手持一札證件，胸插石竹花，肩披雪花般的頭皮屑，閃著兩顆銀牙，腿上裹著蠢笨的皮綁腿的晦暗的波蘭法律教師，是沒有容身之地的。教授是納粹戰爭機器的第一批受害人。他之所以成為受害者，是因為他沒有被“編入程式”——幾乎如此。我們可以說幾乎如此，而不能說完全如此。因為將他拒之門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是個波蘭佬。一如在英語中那樣，這個詞在德語裡不無輕蔑之意。因為他是個波蘭人，同時又是一個學者，他過分的渴望、貪婪和急於討好的面目，在蓋世太保上層圈子不受歡迎的程度不亞於一個傷寒患者，但教授顯然不清楚他已遠遠落後於時代。

雖然在最初淪陷的那段時間緊趕慢趕，但教授並沒意識到時鐘正殘忍地一分一秒地走向他最後的時刻。在納粹莫洛克神的眼中，他是又一個不起眼的小人物，於是在八月一個灰濛濛的早晨，當蘇菲正孤零零地跪在聖·瑪麗教堂，那不祥的凶兆突然而至時——我已在前面提到過——她一下子跳起來，朝學校飛奔而去。在那兒，她發現那個具有光榮傳統的中世紀庭院已被德國軍隊團團包圍，來福槍和機關槍對準了那一百八十多名學校教師。教授、卡茲克也在其中，在寒風中瑟瑟發抖，徒勞的雙手伸向空中。她從此再沒見過他們。後來，我從她重新修改過的故事中得知（我相信這次是真的），對父親和丈夫的被捕，她沒有絲毫的喪失親人般的痛苦感覺——當時，她與他們的感情已相當疏遠，這事已不能觸動她了。但她卻能感到觸及骨髓的另一種震動，感到一種徹骨的恐懼和難以忍受的失落感。她的感覺——對自身的感覺——完全被動搖了。因為如果德國人可以對一群又一群手無寸鐵、心無疑慮的教師進行肆無忌憚的可怕攻擊的話，那麼只有先知才知道，在未來幾年裡波蘭面臨的將是怎樣的恐懼。也只是因為這個原因，她才哭著撲倒在母親懷裡。而她母親感到的是真正的悲痛欲絕。這位溫柔和藹、頭腦簡單、聽從他人的婦女，一直對她的丈夫忠貞不二。蘇菲在為母親笨拙地表演悲痛時，也忍不住為她母親的悲慟而傷心不已。

至於教授——像一條蟲豕似的被吸進薩斯赫森集中營的墳場泥土裡，被一隻在達考集中營之前產下的人類痛苦的陰沉、無情的怪獸所吞噬。他想解脫自己的努力全白費了。一切變得更具諷刺意味，因為很明顯，德國人在無意中關押並殺死了一個在後來可能被認為先知的預言家——一個偏執的斯拉夫哲學家，他的“最後解決”的幻想先於愛希曼和他的同黨們，甚至先於阿道夫·希特勒——這個計劃的夢想者和構想者；而且他的計劃還具有實質性的意義。“我帶著我的小冊子，”他在一張偷偷從監獄裡帶出的給蘇菲母親的紙條上可憐巴巴地寫道，這也是她們收到的惟一訊息，“我帶著我的小冊子。我不明白為什麼我不能從這裡出去，見到那些上層人物，讓他們看看……”

對死去的人來說，血肉相聯形成的愛強烈得令人迷惑，而留在記憶中的童年的記憶也前所未有地鮮明：他與她並肩散步，手指輕輕撫弄著她黃色的髮辮。還有一次，他帶她乘上小馬車，在夏日鳥語花香的威維爾城堡的花園裡穿行。蘇菲還記得，當他死亡的訊息傳來時，她痛苦得萬箭穿心。她看見他倒下，倒下——直到最後還在抗議他們抓錯了人——倒在薩斯赫森一堵牆前的一陣彈雨裡。

第十章　集中營裡的幸運者

霍斯住宅的地下室深埋在地下，四周牆壁很厚，是蘇菲在集中營住過的可以抵擋焚燒死屍的焦臭味的少有的地方之一。這裡也是她的棲身之處。儘管她安放木板床的角落陰暗潮溼，床板下的草墊發出腐臭發黴的味道，在牆壁後的某個地方，從樓上衛生間的小管子裡流出的水滴滴嗒嗒地滴個沒完，夜裡還偶爾會被老鼠的造訪驚醒，但總的說來，這個陰暗潮溼的地牢比集中營的棚屋好多了，甚至比六個月前她剛到時與另外十幾個在集中營辦公室幹活的高階女囚住的地方還要好。那裡沒有集中營最常見的暴行與赤貧，卻一直充滿噪音，沒有一點私人空間。為此她飽受失眠之苦。另外，她也從來不能把自己洗乾淨。而在現在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