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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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了解社會。然而在中國的學校，高高的圍牆給了學生一片世外桃源，卻也讓學生與世隔絕。我不知道為什麼中國學校沒有鼓勵大家做義工，為什麼中國社會缺失義工文化，但我相信，中國人是最有愛心的，也是最願意幫助他人的。總有一天，義工會遍佈中國。”

當我坦誠並且毫無修飾地寫下這段話時，我並沒有想到，正是這寥寥數語，幫助我走進了美國的大學。

一年以後，當我出現在達特茅斯為國際學生舉辦的迎新派對上，一位胖胖的美國老太太在嘈雜的人群中找到了我。

“我叫Judith。你是子墨嗎？從中國來的？”Judith講話的速度飛快，一口氣說下來，沒有任何停頓，洋溢著熱情笑容的臉上，好像有一種迫不及待。

“是礙…”

我的話音剛落，Judith就張開雙臂，給了我一個熱烈得有些誇張的擁抱。然後，她笑容可掬地高聲說：“歡迎！歡迎你來達特茅斯！我在錄取辦公室工作，讀過你的申請。雖然你沒有真正做過義工，但是我們都欣賞你的誠實，也喜歡你的思考！在達特茅斯，你會有很多做義工的機會！”

Judith的話是一份意外的驚喜。作為錄取官員，每年她要審閱上萬份申請材料。我不曾想過，我的坦誠居然會給她如此深刻的印象。可見說真話，自有說真話的魅力。

讓“老美”熱淚盈眶的作文

錄取過程中，Judith記住的不僅是我的坦誠，還有我的作文。歡迎新生那天，Judith還告訴我，讀了我的作文，她熱淚盈眶。

申請美國的大學，作文是決定性因素之一。

達特茅斯的作文題也處處體現著美式教育思想，其中第一個題目就是“描述一位對你影響最大的人”。

我幾乎不假思索地就想到了我媽媽。

我媽出生在一個國民黨高官的家庭。儘管連年戰亂也曾經讓兒時的她顛沛流離，但畢竟在1949年以前，更多的時候，她是人人羨慕的“趙家二小姐”。七、八歲的年紀，她就跟隨大人，坐著軍用專機，在不同城市間飛來飛去。剛過10歲，長輩的副官就手把手地教她自己開著吉普車，在城裡四處轉悠。

然而，對腐敗官僚的痛恨，還有對新中國的美好向往，卻讓年輕的她拋棄家庭，遠離親人，成為了一名忠誠的共產黨員。

於是，和50年代所有熱血沸騰的青年人一樣，我媽也轟轟烈烈地投入到新中國熱火朝天的建設中。

“文革”期間，我媽最終沒有幸免於難。那時，她已經在人大教書。作為有著海外關係的國民黨後代，她理所當然、不由分說地被打成了“裡通外國”的“反革命”。

在那段顛倒黑白的歲月裡，即便紅衛兵把10個毛主席像章硬生生地用別針穿透面板、別在她的10個手指上，扎得雙手鮮血淋漓，她也不願意承認，她背叛了國家。

那十年的不堪回首，我媽很少提及，即使說起了，也是輕描淡寫，一帶而過。但是，艱難歲月中的親情、愛情，她卻一再提起。

我曾經問她，那些沒有光明、沒有希望的日子，她怎麼度過？

她淡然一笑，說：“還有你爸爸，還有你姐姐和哥哥，為了他們，我也得活下來。”

我媽不止一次地告訴我，即使是在眾叛親離，甚至連她的家人也勸我爸和她離婚、劃清界限時，我爸對她也始終不離不棄。我媽被隔離審查時，我爸專門託人送進去一瓶她最愛吃的辣椒油，瓶底隱藏著一張紙條，疊得小心翼翼，上面有我爸親手寫的10個字：“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看到那些熟悉的字跡，我媽淚流滿面。她把字條藏在貼近心口的內衣口袋裡，每當夜深人靜，就會一次次拿出帶著她體溫的字條，在冷冷的月光下看得出神。

重新站上講臺後，她依然是最好的老師。那時，她和我爸說得最多的就是：“十年，耽誤了太多時間，現在一定要把荒廢的光陰都補回來！”

多年後，我問過我媽，她是否曾經後悔，後悔沒有去臺灣，去享受“趙家二小姐”的榮華富貴？每每此時，我媽總是一笑而過：“我要去了臺灣，遇不到你爸，怎麼還會有你啊？”

這就是我媽媽的故事，也是我在申請達特茅斯時所寫的命題作文。作文裡，我的英文遠遠算不上流暢，但我想，一定是字裡行間的真摯情感打動了Judith，也打動了其他的錄取官員。

後來到了美國，在一次中國學生的聚會上，談起申請作文，一個女孩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對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