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國際特工

第22部分 (第3/4頁)

期間，班與班之間的學員不能交流，但有一個人例外，那就是繆勒爾的兒子魯迪。小夥子也就十七八歲，長得英俊漂亮，在莫斯科附近一所軍事航空學校學習駕駛。魯迪聰明好學，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由於這個班的學員只有張逸仙會英語，故兩人常在一起玩耍。為了鍛練學員的意志，學校開設了野外生存的課程。教官帶著學員來到距莫斯科400公里的伊凡諾夫山丘進行反追捕訓練。學員2－3人一組，只攜帶少量的麵包、食鹽和水，在內務部隊和軍犬的追逐下拼命狂奔。

楊奠坤和張逸仙還好些，兩人都打過遊擊在山裡轉過。可苦了那些德國、波蘭的學員，沒跑出一公里就被發現，很快就被“逮捕”，取消了訓練資格，留在下一期繼續訓練。

內務部隊的一個大尉逐漸發現，那兩個中國人是最難對付的。一天下來，竟不見蹤影，他甚至懷疑他們脫離了訓練區。不過，從某些遺留的痕跡上的判斷，他們的確還在訓練區。

楊奠坤和張逸仙忍著飢渴潛伏在灌木叢的一個長滿荒草的大坑裡。內務部隊計程車兵幾次從他們的頭頂邊走過，都沒有發現他們。

入夜，兩人啃了幾口黑麵包，繼續潛伏。

張逸仙感到有點寂寞，便小聲問道：“小楊，聽說你在磐石打過遊擊，說說看。”

這是楊奠坤頗為自豪的一段歷史，他開口說道：“那是1932年的春天，我奉中共滿洲省委書記羅登賢的命令，前往磐石開展工作。那裡靠近中朝邊界，群眾的覺悟很高。中心縣委組織了一支小型武裝‘打狗隊’。我到那裡以後，整頓了‘打狗隊’，並利用‘反日會’的關係，組成了‘工農反日遊擊隊’。當時李紅光任隊長，我任政委，聲勢很大，震動磐石。”

“那你怎麼又搞起國際工作了呢？”張逸仙問。

“我們‘工農反日遊擊隊’的活動引起了日偽軍的注意，他們出動三四百人圍剿我們，在游擊戰中我腿部負傷，組織上安排我回哈爾濱養傷。這樣，那裡的工作就交給楊靖宇同志來完成。我傷養好後便留在了滿洲省委。1932年冬，經滿洲省委同意，在王東周同志的介紹下，我參加了國際情報工作，並組成了由王東周、我和高成儒三人組成的領導核心，開展北滿地區的國際情報工作。”

張逸仙聽罷不由暗自佩服，楊奠坤當年只有23歲，就已有了豐富的革命閱歷。

“砰！砰！”兩發綠色訊號彈劃破夜空，這是訓練結束的訊號。楊奠坤、張逸仙從草叢中站出來，向集合地走去。

第3節　精英紛至沓來

就在楊奠坤、張逸仙等人進行特殊訓練的時候，又一批中國學員從中蘇邊境出發了。

這次越境的中國學員仍是三名，為首的叫陳冰岩，當時只有18歲，是吉林三師（校址阿城）的學生。1933年5月，經三師文牘熊鋤辛介紹，參加了國際情報組織的工作。1934年秋，先期回國的黃振先在召集受訓學員赴莫斯科訓練時，推薦了陳冰岩。

陳冰岩三人越境的地點仍是中蘇西部邊境。三人從哈爾濱出發乘快車，經昂昂溪、扎蘭屯（海拉爾）到達嵯崗。嵯崗是個小站，下站是扎蘭諾爾煤礦。當時日蘇敵對，國境線很緊張。邊境設有崗樓、暸望塔，蘇聯邊防軍在境外駐紮軍隊屯墾。種地的犁架也是用炮架組成的，全由軍人操作，農民已撤走。滿洲里有日軍守備，扎蘭諾爾有暸望塔，上面有探照燈。日軍一般不敢出來活動，蘇軍不怕，有時騎馬過境到菜地買菜。距扎蘭諾爾十多里有一個車站，駐有警備隊，有些平房。陳冰岩三人越過鐵路，穿過一片荒地，看見一個地窩棚，住一個種菜的老百姓。陳冰岩上前打聽道：“大叔，過境的路怎麼走？”

那農民彷彿很有經驗似的，連頭都沒抬，用菸袋鍋一指：“向北走三四里就過了。”

陳冰岩三人等到深夜繼續前行。面前是一片草原，沒有路標，他們只好順著馬車的車轍走。走了一段路，進入蘇聯一側。繞過一座小孤山，有一個村落叫喇嘛街，開始有人來往。陳冰岩見人就找會中國話的，因為他們俄語不行，最後把他們送到了邊防軍的一個哨所，恰好護送他們的情報部的一位中國同志在那裡。雙方對答了接頭暗號。陳冰岩說：“我們要去莫斯科。”

那位中國同志點頭說：“我等你們好多天了。”

過境後一切很順利，第二天乘快車到赤塔轉西伯利亞大鐵路，行程一週到莫斯科。

到達莫斯科後，陳冰岩三人仍是先住在米黃色的小樓內。這一回女將軍米勒接待了他們。據說，米勒是德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