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國際特工

第30部分 (第3/4頁)

喬琪面色陰沉，從無笑容，說話生硬，跟伊萬諾夫簡直是鮮明的對比。

喬琪嚴肅地對楊奠坤說：“世界形勢發生了新變化，中日戰爭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我們停止一切暴力行動，致力於搞靜態情報。你與以前的上級和同志們聯絡的聯絡點和通訊都不要用了，完全按規定在外面接頭。如果連續三天接不上頭，就再隔十天仍在原規定的時間地點接頭；仍接不上，就說明是對方出了問題，要立即切掉聯絡；如果失掉聯絡，到備用地點，在牆上或電線杆上寫1＋15＋8，即1月15日8時，即可聯絡。”

楊奠坤覺得，喬琪這個人有一套，是個富有智慧的間諜。但欽佩之餘，又多少有一些敬而遠之的感覺。

1939年，歐洲戰局突變。9月1日，德國軍隊向波蘭發動進攻，9月3日，英、法等國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9月30日，德軍佔領波蘭全境。一時歐洲陷入恐慌之中。

11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成立江南指揮部，一部分兵力在揚州、泰州、天長、六合地區開展抗日遊擊戰爭，寧滬線從此不再太平。

此刻，日軍在中國戰場速戰速決的企圖和誘降陰謀也沒有得逞，它的陸軍主力陷於中國戰場難以機動，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計劃受挫。

一天，喬琪在法國公園內向楊奠坤下達任務，讓他獨自一人作為信使去香港，取回東京蘇軍諜報員送來的“十萬火急”的情報。

楊奠坤打點行裝，乘海輪從黃浦港出發，經過三天三夜的航行到達香港。

在香港半山羅便臣道的一幢洋樓裡，楊奠坤見到了從東京來的情報員安娜·克里斯蒂安森·克勞森。她是佐爾格領導的“拉姆扎”小組交通員，馬克斯·克勞森的妻子。

安娜和楊奠坤互通暗號後，開啟旅行箱，將一捆金屬棒交給楊奠坤。

安娜鄭重地說：“瓦爾德爾同志，這些金屬棒都是空心的，裡面總共裝有30卷膠捲，上面記錄著日本、德國的最新軍事情報。你一定要將其儲存好，送到喬琪同志的手中。”

楊奠坤用手掂了掂五根金屬棒，看不出什麼破綻，他問：“安娜同志，如果敵人問我帶它是幹什麼用的，我將怎麼說呢？”

“這個我們想到了，”安娜掏出一份寫滿德文的證明書說，“你帶上它，上面有德國克虜伯公司的印章，證明金屬棒是一種工業用探測棒。你就是上海辦事處的中國僱員。”

楊奠坤乘一艘日本“海雲”號客輪返回上海。不知怎麼搞的，這艘客輪竟泊在了很小的怡和碼頭。憑直覺，楊奠坤預感到出事了。果然，從碼頭竄上一大批日偽警察、憲兵。

一名警察命令楊奠坤開啟皮箱檢查，當看到金屬棒時，楊奠坤拿出證明檔案向他解釋。這時，一名憲兵曹長走過來，偽警察將檔案遞給他看，憲兵曹長看不懂，命令將楊奠坤先帶到碼頭警察值班室再說。

楊奠坤拎著皮箱，跟著日偽憲警來到值班室。那個日本憲兵曹長很認真，撥通了德國駐上海領事館的電話，核實情況。一小時後，一個自稱是領事館秘書彼肖夫的德國人來到值班室，看了看檔案，表示沒問題。然後，彼肖夫便用德語和楊奠坤談了起來。幸虧，莫斯科的情報學校校長繆勒爾是德國人，楊奠坤學會些簡單的德語。便和他應付起來。彼肖夫很熱情，親自將他帶出值班室，並一再要求送他回去。楊奠坤婉言謝絕了他，不過表示，改日一定登門拜訪。

為防止意外，後來楊奠坤假意去拜訪了幾次彼肖夫，以示聯絡感情。

1940年2月末的一天，楊奠坤在外灘附近跟喬琪接頭回來，見一群日本僑民圍著報攤興高采烈地議論什麼。等那幫日本人走後，他也過去買了一份報紙，展開一看，差點暈過去，只見報紙上用大號字寫道：“關東軍討伐隊與滿洲警方通力合作，射殺滿洲共產軍匪首、宿敵楊靖宇……”下面記敘楊靖宇於1940年2月23日在江縣三道崴子附近戰死的經過。最為殘忍的是，敵人割下他的頭顱向日本天皇“遙拜”，後來又把這顆頭顱“獻送”新京——偽滿洲國首都，報功請賞。楊奠坤再也忍受不了這巨大的悲痛，踉蹌地回到住所。

楊奠坤坐到桌前，再次展開報紙，望著楊靖宇遺體的照片，淚如泉湧。他鋪開紙，飽蘸濃墨，揮筆寫下一首詩：

十冬臘月天，松柏枝葉鮮，

英雄楊靖宇，長活在人間。

然而，不幸的事件接踵而至。國際情報組“大連行動隊”被日本警憲機關破獲，負責人A。鮑威爾潛逃，紀守先於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