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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就不一樣。他恥笑這種做法，直接向最崇高的猶太醫學倫理挑戰。他把行醫當做是一種“交易”。更糟的是，維也納醫師開始猜想：說不定弗洛伊德是對的。然而，就心理障礙或精神治療而言，堅持高收費有“療效”而且“無私”，實在是大害。
更讓人困惑的是，弗洛伊德堅決主張醫師和病人之間不可有任何情感。做醫師的當然都知道對摺磨、死亡、痛苦，必須習以為常，而且要無動於衷。因此，醫師不治療自己家人是很合理的。然而，醫療信念的中心思想就是——關愛和照顧是適用於任何病症的處方。當然，沒有愛心，也可治好骨折，但是有愛心更佳，而且受病痛折磨的“人”最需要一位有愛心的醫師。弗洛伊德卻要醫師摒除同情心，不可對病人發生興趣。他還說，關愛對病人有害無益，因為這樣病人會變得更依賴，阻礙療效。所以，不要把病人當作是自己的兄弟，而應將他們視為“物體”相待。
如此，原本救人一命的醫師就有可能淪為“工匠”。對維也納所有的醫師來說，不管是不是猶太人，這和他們當初行醫的使命相悖，等於是公然侮辱他們的自尊和專業。更令人難堪的是，許多人由此產生懷疑，至少從精神分析的層面而言，弗洛伊德或許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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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弗洛伊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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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也納一位猶太資深外科醫師哈耶克（MarcusHajek），不但是大學醫院的耳鼻喉科主任，而且擁有“正教授”的頭銜。有一天，他在我家吃晚飯時說道：“但是，假如弗洛伊德說的沒錯，精神分析就是一種麻醉藥了。當醫師的不管其中的危險性，故意讓病人上癮的話，不但是犯罪的行為，也有違醫者神聖的職責。”
把精神分析當作是治療和科學方法來討論，比探討其倫理價值的來得多。弗洛伊德是屬於維也納“現代醫學”的第二代。所謂的“現代醫學”，歷經一個世紀以上緩慢的孕育過程，最後終於在維也納開花結果，也就是在弗洛伊德出生的前幾年。到了弗洛伊德那一代已意識到，醫學所能成就的和“前科學時代”的醫學，也就是莫里哀（Ｍoliere）戲劇裡那些可鄙的庸醫所為，可謂有著天壤之別。“現代醫學”不僅能做診斷、治療，且是一門可學、可教的學問。那一代的“現代醫學”成果非凡，比方說細菌學的研究發展，使得傳染性疾病的預防和治療能力大為提升；藉助麻醉進行外科手術，由於消毒和無菌的進步，使得病人在接受手術後，不至因感染而死亡。
約在1700年，由於荷蘭的布林哈夫醫師（Boerhave）②以及英國的西德納姆醫師（Ｓydenham）③的出現，醫學才不再是江湖郎中的信口開河，並脫離了以往空洞的理論與臆測。疾病都是特別的，有其特殊的緣由、症狀與治療方法。細菌學的大勝利就是由弗洛伊德那一代的醫學所締造的，正因為他們證明了每一種感染都是很特別的，因為某種特殊的病菌、由獨特的帶原者傳播，如跳蚤或蚊子，並以某種方式對特別的組織產生作用。在現代醫學史上，一旦忘記布林哈夫和西德納姆給我們的教訓，如主張順勢療法的哈內曼（Hahnemann）學派又很快地就會被人譏笑為“無稽之談”（弗洛伊德出生時，哈內曼剛好過世）。然而，精神分析學派卻認為所有的精神失調都可依循一個通則；許多執業者（雖然不包括弗洛伊德本人）並宣稱，精神病是“情感的”而非“肉體的”疾病，是由本我、自我與超我表現出潛意識裡的性壓抑而來。
有人告訴我，在1900年左右，維也納醫學會曾在派對中演出一出諷刺短劇，模仿莫里哀的劇作《想像的病》（LeMaladImaginaire）。其中有個庸醫說道：“如果病人愛上母親，是因為患了精神病；反之，若他恨母親，也是同樣的精神病。不管是什麼病，原因都一樣；不管原因為何，都是一樣的病。治療方式也相同：21個小時的心理治療，收費奧幣50克朗（Kronen）。”⑤
當然，這是對精神分析的嬉笑辱罵，卻又一針見血，弄得鬨堂大笑。有一位精神分析醫師就告訴我，那天他就在場，那時的他還是位醫學生，不但不以為忤，甚至笑得眼淚都流出來了。
對任何熟悉醫學史的人來說，如果精神分析的方法令人質疑，那麼效果呢？醫學會領導人物看過太多的病例，知道醫學並非純然理性，有些是神奇而無法解釋的。因此，精神分析就著重於效果的發表並強調對比試驗。維也納醫師要求精神分析的效果時，不禁感到困惑。弗洛伊德本人是精神治療大師，這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