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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要精確到秒，隨後拿著這份書面編輯稿進機房，以節省機房用時。
這一點一滴的經驗對於初試身手的我來說，都是非常寶貴的，雖然觀眾從螢幕上並看不出來。但這畢竟是我的第一次，有不少問題在事先沒有考慮周全，最大的問題出在兩地製作上。在分工上，我負責前期串聯詞的拍攝、粗編，滕導在上海負責最後合成。由於中、美兩國採用不同的電視制式（中國為PAL制，美國為NTSC制），所有在美國拍攝的素材一經轉制，色彩、清晰度都會受到不少影響（雖然我已選用了目前國際上最先進的數字式轉制機）。另外，我們完全依靠國際特快專遞來運送錄影帶，一去一回總要二至三週的時間。這樣一來，後期編輯時間就顯得十分緊張，特別是全國五十多家省市電視臺也在播《楊瀾視線》，為保證播出，還要把國內郵寄錄影帶的時間考慮在內。結果，我失去了錄旁白的可能，虧得膝導經驗豐富，才勉強用各種特技和字幕把各段串聯詞和電影素材編在一起。但這畢竟是亡羊補牢，從專業角度來看，節目的完整性與深度都受到很大影響。
還有一點也是我沒有想到的，那就是前一段時間，國內市場上出現過不少盜版的外國影視節目，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們節目的新鮮感。
所有這些教訓，如果是單單做主持人就很難真正領會，我在懊悔之餘也感到學有所得。《楊瀾視線》第二階段的拍攝和製作因此變得有的放矢。一九九六年五月底，滕導率東方電視臺攝製組赴美，直接用PAL制錄影，省去轉制的影象損耗；當時我已畢業，可以全副精力地投入工作；滕導親自擔任攝像（他本人是攝像師出身），對鏡頭的捕捉和把握更到位，而後期編輯薄 古參加了前期拍攝的全過程，對素材的內容及順序更加心中有數。
而對於我來說，第二階段的工作更有挑戰性。這時的節目內容由影視評論轉向社會現實題材，如治安、戒毒、減肥等等，這就要求我更多的以記者的身分出現，查閱資料，擬定節目的結構，直接用英語採訪，並親自撰稿，工作量比前一階段增加了好幾倍。不過，兩年多來我學的就是這些，現在有了用武之地，心裡很痛快。
況且，電視本來就充滿了樂趣。
就在今年四月份，《紐約時報》和《新聞週刊》分別刊登了對我的採訪。
由於這兩份報紙和雜誌在美國很具權威性和影響力，所以《楊瀾視線》在拍攝過程中得到了許多“特權”。比如，聞名於世的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歷來只允許美國電視臺進入，而且只許拍新聞，不許逗留。而經過事先協商，他們破例允許給我們兩個小時的拍攝時間。
儘管如此，時間仍顯緊迫——僅僅是在博物館樓上樓下走上一圈，兩個小時也不夠埃於是我們決定事先作為一般參觀者，進去“探探路”。這一“探”，就是一天。酷愛藝術的滕導和燈光師朱文琪在一幅幅世界名畫前流連忘返，大呼進行了一次藝術上的“暴飲暴食”。這樣“飽餐”一頓後，我們坐下來細細“消化”，一致認為：兩個小時的時間太緊張，只有舍“面”保“點”，重點放在大都會博物館收藏最豐富的歐洲繪畫館及埃及館，並確定了主要作品及藝術家。當夜，我翻出所有手頭的中英文資料，寫下了近二十段串聯詞。
第二天的拍攝簡直就是拚搶。不等陪同我們的館內公關部小姐多說什麼，我們就一馬當先，按預定計劃開始錄影。從文藝復興到巴洛克時代，從倫勃朗到米勒、梵高，我們的每個鏡頭都非常明確，介紹的內容也相當準確，使館內特別派來的中文解說員大感無用武之地，連說：“你們都知道了？我沒有什麼可補充的。”全組人馬的高效配合也使公關經理大為感嘆：“你們的每個鏡頭基本上拍第一遍就成功。我曾接待過美國國內的電視攝製組，他們的名牌主持人每段串聯詞都要錄十遍左右才能說對，我在一旁都能把他們的詞背下來了。”
但即使如此，兩個小時仍飛似地溜走了。埃及館還沒有拍呢。這時，我們只有露出最燦爛、最真誠的微笑，懇求公關經理讓我們再多拍一會兒（拍電視的，求人的時候多了！）也許是見我們態度懇切，也許是欣賞我們的工作作風，經理小姐猶豫了一下，同意了：“再給你們半個小時吧。”而且她還主動開啟了當天關閉的“獅身人面像展室”，讓我們在裡面安安靜靜地拍了個夠。
後來，她又領我們去了亞洲館，後來，又到了博物館的露天展臺。。半個小時，又半個小時。。等到大汗淋漓的我們吐出一口長氣，說：“謝謝，我們大概可以結束了。”
經理小姐才突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