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海臨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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腃ASIN0，只有他們是永遠的贏家。但這一切都是推測。一股暗流在蒙特卡羅燦爛的陽光裡湧動，人們嗅得出，卻抓不到。

但我們似乎也該為如此接近的比分而自慰。我們畢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雖敗猶榮。有近一半的委員認為在新世紀來到的時候應該把國際體育界的頭號盛事交給崛起的中國，他們的信心難道不使我們受到鼓舞嗎？其實中國人辦哪屆奧運會都行，並不一定為了失去二○○○年這個特殊的“名分”而跟自己太過不去。而且城市之間的競爭，也大可不必上升到國家的榮辱。

勝敗乃兵家常事，還是應該抱有平常心。

這些正正反反的理由，我好像是說給自己聽的。我時而清醒，時而糊塗，時而客觀，時而憤憤不平。就抱著這樣複雜的心情，收拾行裝，踏上了回國的旅程。飛機上，合唱團的女學生們唱起歌鼓勵著神情沮喪的大人們。機艙裡一片悲壯。我突然深切地認識到：不錯，後人也許能夠對這一次的成敗進行冷靜的分析。對於他們來說，那只是研究已成為歷史的典型事例。但對每一個直接參加申辦的人員來說，這卻是切身的痛楚，是情感上難以撫平的波瀾。何振梁先生已經不再擔任國際奧委會第一副主席之職，對於他來說，親自參加申辦奧運也許只有這麼一次了。而何先生自己這些日子以來，已心力交瘁，他有多少無能為力的苦衷，我們是可以想見卻又無法真正體會的。這位獻身於中國和世界體育的老人，在別人的攙扶下，從前艙走到後艙，和每一個代表團成員握手、道謝。機艙內一片啜泣聲。當他走到我面前時，我握著他的手說：“您要保重身體！留得青山在，。。”他又用那極其親切誠懇的眼光看著我說：“楊瀾，我請你來是準備開慶功宴的。讓你白跑一趟，很對不起。”我再也忍不住淚水，緊緊握住他的手，說不出話來。

身下的蒙特卡羅已漸漸消失，只剩下海天一色，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

蒙特卡羅，就這樣與你告別，真有點不甘心。

然而不甘心就意味著希望。

辯論之後

主持人做了五年，只有這一次改了“名分”，被尊稱為“主席”了。本想與年齡相仿的辯手們融成一片，但被他們畢恭畢敬地一叫，特別是領隊的老師還要提醒那些尚未打招呼的門生：“看見主席怎麼不叫呢？”我不由地和他們一樣惶恐起來。兼之要維護客觀公正的形象，避免任何親疏之嫌，所以變得愈加客氣。今天藉助筆端，可以拋開拘束，一抒胸懷，可謂快事，但時間倉促，不覺只落得隻言片語。

對於學生，特別是大學生，我一直有一種特別的親切感。

因為父親是大學教授，所以我從小生長在校園裡。一九九○年，還在上大學的我考入中央電視臺做起主持人。觀眾很快接受了我，據說原因之一便是我有“書卷氣”。一九九四年，我遠涉重洋，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重新做了一名學生，攻讀國際傳媒的碩士學位。沒有了“明星”的負擔，還一個樸素自然的我，讀愛讀的書，聽愛聽的課，寫愛寫的文章，呼喚我曾久違的新鮮明淨的校園空氣，實在是人生一大樂事，一大幸事！

正因為與大學生活的這些淵源，所以每次主持大學生的節目，我在情感上都很投入，而大學師生也對我抱有很大的認同感。當導演打電話到紐約邀請我主持’95國際大專辯論會時，我便一口答應下來。

然而辯論賽畢竟與輕鬆自由的晚會不同。

單是從辯手們略顯蒼白的臉色和發黑的眼圈，以及領隊教授們輕輕的“別緊張”的叮囑中，便可使我感到那無聲的壓力。每場辯論賽錄影前，演播室一切準備就緒後，往往有幾分鐘時間的靜寂，全場等待導演的指令。臺上的辯手個個儀態端莊，大氣不出，在場的幾百位觀眾無不受到這氣氛的壓迫，幾個耐不住的觀眾首先不自在地咳嗽起來，接著咳嗽聲便此起彼落，像是每個人都在準備發言了。一瞬間，我彷彿又回到了學校的考場正不安地等待著老師發下的試卷。看著身邊的辯手們攤在桌上寫得密密麻麻的卡片，我突然倍受感動。好一群兢兢業業的學生啊！但願今天的考題不要太難為他們；真想看到那一張張看起來鎮定而老練的面孔上露出本來仍屬於他們的略帶稚氣的笑容。

說實話，這次辯論賽中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倒不是南京大學、輔仁大學等強隊，而是幾名非華族的辯手。其中，韓國外國語大學的整體實力最為突出。在美國學習一年多之後，我深深認識到語言不僅是思想的載體，而從某種角度說，語言就是思維本身。語言的障礙不僅影響表達能力，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