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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靳允違親的事，作了結論說：
是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
能夠對父母有感情，才能對朋友有感情，也才能對社會、對國家有感情，人的世界到底是感情的結合，所以靳允是不對的，應該先去救母親的。
接下來，又舉了一個例子，就靳允違母守城這件事，作了另一個角度的結論：
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歸，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公又宜遣允也。
這個故事大家都曉得，曹操想用徐庶，把他的母親抓起來，以脅迫徐庶，使徐庶進退兩難。劉備一知道這情形，就對徐庶說，我固然非常需要你幫忙，可是我不能做違背情理的事，如留你下來，曹操會殺你的母親，使你一生都受良心的責備，你還是去吧！所以另一角度的結論就說，一個領導人，應該深體人情，那麼曹操應讓靳允去救他的母親才對。此所以曹操是曹操，劉備是劉備，他們兩個的領導器度，絕對不同。
……
魏文帝問王朗等曰：昔子產治鄭，人不能欺；子賤治單父人不忍欺；西門豹治鄴，人不敢欺；三子之才，與君德孰優？
這段是說魏文帝曹丕，問他的大臣王朗他們：根據歷史的記載，春秋戰國的時候，鄭國的大臣子產，能夠不受部下和老百姓的欺騙；孔子的學生子賤治單父的時候，受他道德的感化，一般人不忍心騙他；而西門豹治鄴都的時候，一般人不敢騙他。不能騙、不忍騙、不敢騙，三個不同的反應，在今天（曹丕當時）看來你認為哪一種好？
對曰：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劃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優劣之懸，在於權衡，非徒鈞銖之覺也。
這是王朗的答覆，首先解釋不忍欺的道理，就是孔子的學生，子賤治單父的事情，王朗說，上面的領導人，本身有德，一切依德而行，能夠真愛人、真敬事，一般部下和老百姓，都感激他的恩義，不忍心騙他。其次聽到領導人任察，所謂“察察為明”，什麼事情都看得很清楚，如近代歷史上，清朝的雍正皇帝，剛開始上臺的時候，一個大臣晚上在家裡和自己的姨太太們打牌，第二天上朝的時候，雍正就問他昨天夜裡在幹什麼？這位大臣回答昨夜沒事，在家裡打牌。雍正聽了以後，認為這大臣說話很老實，因此很高興地笑了，並且送了他一個小紙包，吩附他回去再開啟來看。這位大臣回到家裡開啟雍正所送的紙包一看，正是昨夜打完牌，收牌時所少掉而到處找不到的那一張牌。可不知道怎麼到了皇帝的口袋裡。這說明雍正早已知道他昨夜是在打牌。他如果當時撒謊，說昨夜在處理公事，擬計劃，寫報告，那就糟了。這在雍正，就是察察為明。偶然用一下則可，但是不能長用，長用總不大好。這樣以“察察為明”的作為，便是使人不能欺的作風。所以做領導人的，明明知道下面的人說了一句謊話，也許他是無心的，硬要把他揭穿，也沒有道理，有時候裝傻就算了。再其次說到不敢欺，上面的法令太多，一犯了過錯，重則殺頭，輕則記過，完全靠刑罰、法規來管理的話，那麼一般部下，怕犯法，就不敢欺騙了。這樣在行政上反而是反效果。下面的人都照法規辦理，不用頭腦，明知道法規沒有道理，也絕對不變通處理，只求自保，那就更糟了。
……
這篇是講臣道，專門講幹部對上面盡忠的道理，但是盡忠不能只作單方面的要求，如果上面領導得不對，下面也不可能忠心的，所以王朗在這裡引申，要上位者有真正的道德，下面自然感激思義，這和《論語·為政》孔子所說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兩句話的意思一樣。王朗在這裡就是襲用孔子的這兩句話，予以闡述。任德感義的，同“道義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一樣，可以達到最高的政治目的。假使靠察察為明，使下面的人怕做錯了成為風氣，就與孔子所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的結果相同。就是說不要認為拿政治的體制來領導人，拿法令來管理人，是很好的政治。法令越多，矛盾越多，一般人就在法令的空隙中逃避了責任，而且自認為很高明，在內心上無所慚愧。他最後說，這兩種情形之下，好壞的懸殊很大，主要的還是在於領導人自己的權衡，像天平一樣，不能一頭低一頭高，要持平。但一個領導人、大幹部，決定大事的時候，不能斤斤計較小的地方。
……
或曰：季文子，公孫弘，此二人皆折節儉素，
